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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的变迁

2016-5-29 08:16| 发布者: 中国新农村| 查看: 317| 评论: 0|原作者: 中国新农村

摘要: 家世的变迁镇原•高宗伟 我的家世变化从我记事开始说起,在我三岁时,家还是很温馨的,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叔母、姑姑姐妹。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我六岁的时候,奶奶去世,家庭开始发生变故。十二岁时 ...
家世的变迁
镇原•高宗伟
       我的家世变化从我记事开始说起,在我三岁时,家还是很温馨的,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叔母、姑姑姐妹。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我六岁的时候,奶奶去世,家庭开始发生变故。十二岁时四婶带着她女儿离开老家,去新疆乌鲁木齐投奔丈夫去了。十五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她还很年轻,年仅四十二岁,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天灾啊。母亲走了,半边天塌了,家务全落到了爷爷和姐姐身上。姐姐比我大一岁,没有上学。妹妹比我小四岁,还在上学。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六十七岁的爷爷领着我们过着凄惶的日子,吃的半生不熟的茶饭,穿的粗布烂衫。
       记得有一次爷爷做饭时,由于柴火加的太多,只听轰的一声,一股火从灶门冲了出来,爷爷的胡须被火燎的精光,爷爷气的边跺脚边用毛巾擦脸,眼睛里似乎闪着泪光。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如刀绞一般,难受极了。
    母亲去世两个月后,爷爷又得了皮肤癌,真是祸不单行,爷爷仍然带着病痛坚持为队里放羊。直到不能行走,才向队长请假去镇原县人民医院看病。那时交通不发达,我和三叔只能用手推车拉着爷爷行程六七十里山路,到医院天已经黑了,医生诊断后告诉我们,病人需要住院做手术,但病人身体太虚弱,需要休息一些日子。住院后,经过十天调养,爷爷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这才做了皮肤癌切除手术,
    七天后拆完线爷爷说:“咱们该回家了,那个替我放羊的人把咱们的公分都挣完了。”当我们提出要出院时,主治医生不同意,说每天要换药、洗伤口、吃药、打针,爷爷说我们很方便,村医务所离我家很近,这些都不成问题。其实我们家住在太阳池畔,去医务所要得从山底爬到山顶,爷爷这样说完全是为了提早出院,爷爷急着出院的原因是钱花光了。叔叔汇了仅仅二十元钱,那年他正在上五七干校也很困难。医生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十分同情我们的处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让我们出院了。
    爷爷回家后,根据医生的医嘱每天吃药打针,换药洗伤口。我们村医务所赤脚医生高等等,因怜悯爷爷,所以每天上门服务,尽心尽力,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令我至今难忘。
    第二年春天,爷爷的癌症扩散转移到了大腿根部,但仍然带病坚持为队里放羊,一直到不能行走,人们用简易担架把他抬到了屯字医院,但是为时已晚,医生说治不好了,回家休息去吧,嘱咐家人做些好吃的,准备后事。爷爷从屯字医院回来后,一直住在三叔家。一个月后,爷爷去世了,享年六十八岁。爷爷去世对我打击巨大,当时觉得天都塌了。爷爷高小毕业,有文化有才能,在本村算得上德高望重之人。
    据爷爷回忆,他的一生是坎坎坷坷。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一九二六年,太阳高家发生了一件命案。混行于陇东一带的土匪陈国章手下的一个探子,在我们太阳高被人杀了,原因是这个小土匪放荡不羁,调戏良家妇女,受害者的家属打算报复他,他们联络了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选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其拖到太阳池畔杀掉投入池中。当时正是冬天,深夜池水已完全结冰,尸体被冰封盖。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尸体浮出水面,太阳池发现死人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土匪也知道了。土匪哪是好惹的?他们要来太阳高家捉拿所谓的凶手。庄里知道消息的人都逃走了,有个好心人悄悄告诉了我太爷爷:“杀人案已被告破了,土匪明天要来抓人了,你赶紧躲一躲。”太爷爷是我们地方的乡约,为人性格刚直。他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怕什么。”第二天仍然带着我年幼的爷爷在地里种豌豆,土匪派的人果然来了,八人八骑来到我太爷爷跟前问:“你是高乡约吗?”我太爷爷说:“是的。”又问:“你们庄里人杀了我们的人,你知道吗?”太爷爷又回答说:“不知道。”那几个人说我们要吃饭,你给我们弄点吃的吧!我太爷爷就安排我的爷爷带他们到姓高的财东家去吃饭,当带他们到财东家时,发现土匪来的人真不少,他们已经抓了不少的人,被抓的人个个惶恐不安,面色失血。我爷爷才知道大事不好,准备溜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土匪站岗把守大门只许进不许出。并且对抓来的人进行盘查,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人留下,多数人放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人没有一个是杀人者,而是杀人者的亲属,唯独我爷爷是无辜的。土匪说:“高乡约的儿子是人质,高乡约什么时候交出真凶,什么时候放人。”土匪吃完饭后,将他们抓来的人五花大绑押走了。抓走的人被关在荔堡土匪的大本营里,每天严刑拷打,什么“老虎凳、”“坐飞机、”“疲劳战”等刑都用上了,还是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凶手,也没有谁说出真凶,就三个字:“不知道。”他们的家属 急的抠墙,托人送银子放人。土匪把人质当成筹码,不送钱就上刑。逼得我太爷爷卖地卖牲口,最后经过中间人说和,被抓的三个人的家人共凑了两百个银元,才把人赎回来。半年多的牢狱之灾,把人折磨的就剩皮包骨头了,连站也站不稳,用牛车拉回家的。
    由于历史原因,一九四零年,爷爷被选举当了几年保长,为国民党政权效力。没过几年,国民党政权渐渐被共产党代替,爷爷觉得白色政权不牢固,就辞职了。但是在这动乱的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作为旧职人员,隔三差五的还要挨批斗。总的来说,爷爷的际遇不好,是个苦命人。
    我的太爷爷是个酷爱文化的人,他自己只读了几天的私塾,因为没有先生教,就撂过了。那时太阳高很落后,有文化的人也没几个,办丧事请个礼生都困难,人们分了家,都没有人写分单,还都等着他回来续写。当时的太阳高真是一穷二白,他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便开始有了引进人才的想法,利用手中的权利,在我们太阳高家的家庙里办起了第一所私塾。为了让我们村改变无知落后的面貌,请来了湾李家李培梓当老师,为了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太爷爷说服了庄上有钱的大户,不惜以耕田及银元为代价让李先生扎根在我们太阳高,为我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秀才及文化人士。从此,我们太阳高家改变了目不识丁的状况。有了知识的富足,便有了心灵的净土,在太爷爷的带领下又开始了一件为民祈福的善举,筹钱筹粮联系撮合毗邻的十个社间的大户修缮庙宇,佛塑金身,雕梁画栋。从此这个地方就成了集市及庙会的举办场所。
    爷爷去世后,爸爸还在饲养场喂牛,他属于一个专职饲养员,生活比较简单,全身心投入到喂牛这件事上,家务事一概不管。家里担子直接落到我和姐姐的肩上,由于家庭变故,耽误了我的学习,因此在小学多读了两年,一直到十五岁时才升到了镇原三中上初一。
    因为我热爱班集体,好动手勤劳动,没多久就当上了班上的生活委员和劳动委员,并加入了校宣传队和共青团组织。创作快板、相声、三句半,曾今创作的《交通安全》快板在原庆阳地区获得了优秀奖,十八岁时初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回农村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队和中学郑老师、两个县级水利技术员参加屯字公社水利规划建设工程。十四个大队划分为一片,万人大会战,设有指挥部、炊事班等,所有领导干部都到生产第一线,安营扎寨,就地办公。十九岁经地方群众举荐,三级组织审批和提议以社会青年名义报考上高中。按邓小平所说:“七六、七七、七八正是地地道道的老三届”;二十二岁时高中毕业。回忆学校时期,有说不尽的话,上小学时遇上文革造反派造反,把印刷厂烧了,没有书本,只好念毛主席语录。直到第二学期才领到新书,因此第二学期只能上第一学期的课程,就这样打乱了教学体制,到一九七六年的时候,为了将冬季毕业转为夏季毕业,又将毕业班延长了一学期,才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由于社会秩序被打乱根本没法学习。上初中时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劳动,学校办了两个农场一百多亩地。学生变成了农场农工。掀起了开门办学,课堂乱开花。当时生活非常艰难,天天吃不饱肚子,家里连馍馍都蒸不起,农民按月按日定时定量,为了填饱肚子,大家只能是主粮加野菜去度日子,每天喝着面糊糊汤。人们天天为吃饭发愁,真是民不聊生啊!学校决定六里(三千米)以内的学生通宿回家吃饭。有些学生因生活困难放弃了学习,只好辍学。由于社会制度原因,不能外出,只能等着队里分粮。平时人们见面打个招呼,只问一句饭吃了没有。
     一九七六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大快人心。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拨乱反正,一切进入正规。这给上高中的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以说是邓小平救了我们。由于家里就剩我和爸爸两个人,正遇上包产到户,实在没有能力供我读书,就只能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
    包产到户后,我的田地分到原上,但我家仍然居住在沟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我和爸爸商议无论如何,一定要将现在的家搬迁到原上,搬到那广阔的平原上,该有多好啊!正在这时,岳父逼婚(因为上高一时,我和未婚妻定了婚)。
    高中毕业后我结婚了,当时家贫如洗,但幸运的是我娶了一位德才兼备的好妻子,她勤劳上进,无怨无悔,每天起早贪黑的过日子。没多久我们就脱离了沟里的生活,在平原上修建了一处新家(窑洞),为了这处新家我每天带着爸爸,肩挑车子拉、披星带月的干着。既没有钱也没有粮,请不起别人帮忙。我们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干了整整四年,最终搬进了新居。买了一对红木箱子,添置了一辆自行车,除外什么家具都没有,一家人过着忙碌清贫的生活。
    转眼间,几年已经过去,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我去新疆打工了。妻子就靠着自己的医术养活、照顾着一家老小。起初村里的人都是居住在窑洞里,渐渐的,村里也盖起箍窑。我自己也学着打基块,也盖起了三间砖房,随后又盖了三间小庐,形成了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面砌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开满了牡丹花、芍药花、月季花、屋檐上、院墙上爬满了喇叭花;有大红色的、粉红色的、紫色的、白色的,黄色的五颜六色好看极了,大门前栽了一排梧桐树,雨伞似的大叶子顺风展开,房前屋后一望无际的麦田绿油油的、金黄色的油菜花望不到边,一阵凉风佛面而过,那感觉别提有多爽了。房屋里面装修过后,添置了遥控电视机、洗衣机、大柜子、写字台、缝纫机、方桌等家具,也安装了电话机,买了摩托车;家里显然和以前大不相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渐渐有所提高,为了缅怀先贤,追祭故人。换句话说,追故人情怀,启后人思念,效妨英雄志,做英雄传人。在长辈的百般要求和众家族的推荐下,我就接下了承修管修成影修谱的事,就算数九寒天、冰天雪地,却从不间断。白天走访采料,晚间笔耕,在一个月的艰苦努力下,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成了修家谱成影以及大典的使命。
    二零零二年父亲去世,享年七十五。想到包产到户之后,多亏了他老人家陪伴着我渡过了人生最艰辛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是由大集体转向个体户生产,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父亲同我一起修盖住所、种田过日子,他心底善良、生活朴实、干活踏实,脚勤手快,无人能比,我们在一起一点一滴的过往,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我们的日子过的平平淡淡,我和妻子竭尽全力的培养孩子、供养他们读书......在我们的呵护下渐渐长大成人,长女毕业于甘肃省卫生学校,长子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次子毕业于吉林大学。如今个个已功成名就,满载而归,圆了大学之梦,分别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征途。他们三个都是自由恋爱,女儿找到称心如意、疼爱自己、靠得住、有才华的如意郎君定居在银川市;儿子们也分别找到了漂亮贤慧、勤俭持家的好媳妇。长子定居在西安市;次子定居在银川市。从此打破了封建社会传统包办婚姻的枷锁。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拥有漂亮的轿车和豪华的楼房。儿女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不求最好,只求更好,在事业上追求上进,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在人事上,团结同志。鹗鹏腾飞,群星闪灼,事业有成,聚是一盆火,散是满天星。在同龄的人群里,算得上是出类拔萃,在人生的赛场上他们都是赢家。在父母心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此我更加相信:穷不读书,穷不改变;富不读书,富不久长,知识改变命运,命运改变人生的哲学道理。我作为孩子的父亲,时常教导他们:“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工作,加强自我修养,提高本能素质,振兴家业,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孩子们都很争气,个个学业有成,如今他们的事业都干的热火朝天,并且已为人父母。我的家能有今天,我爱人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多亏她的抚育教养。同时,我和妻子又一次的盖起了新居,过上了现代化城市般的生活,日子过的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虽然我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学习,在务农的同时,不断创作自己的作品,先后发表了三十余部,其中《闹春·春官词》、《农家教儿经》等作品被县文化馆、图书馆珍藏。在我的努力下,二〇〇八年,我加入了镇原县作家协会,同年也加入了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二〇〇九年,加入了屯字镇作家协会,担任副主席职务,同年参加了中国书法之乡网络书画展,二零一四年加入了镇原县书法家协会,任协会常务理事,并且加入了庆阳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二零一五年加入中国于右任书法学会北京分会会员。一路走来,不仅充实了自己,而且也为社会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几十年的人生,让我领悟到,对生命要热爱,对生活要热忱,对人生要有所追求,得意看淡,失意看开,生命的旅途,有坎坷就会有历练,有浮沉就会有懂得,有阳光就会有希望,有雨落就会有诗意,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种种境遇,一笑而过,是一种人生的优雅。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


                                                 通讯地址:甘肃省镇原县屯字镇太阳村新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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