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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两司马”到“和谐之象形”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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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9 14:59: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离“百家号”发起的“《朝代说》——解锁汉朝文史”征文活动截止时间(12月31日)只剩两天,为了早日从“新手”转正为“老手”,莫奈何之下笔者只得临时抱佛脚,撰绌文一篇交卷。
笔者多次在撰文中引用对联“唐诗宋词汉文章,元曲明剧清小说”,拿来廓清中国文化在几大历史时期的不同主要特征。因此,在说到汉朝以文章盖世时绝非要贬低其诗词地位。比如,汉赋乐府,即汉朝政府设立乐府所搜集的民间诗歌,称称为乐府诗,其艺术价值为后来发扬光大的魏晋(曹汴操“四言诗”)和以及唐诗宋词奠定了坚实基础。汉朝乐府诗代表作,有古诗词爱好者耳熟能详的汉代乐府诗经典《古诗十九首》《乐府诗集》《玉台新咏》,尤其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另外,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无一不堪称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绝唱。
汉朝以文章盖世,乃众所周知的历史,且论述颇多,万难下笔纵论;笔者唯择其秩文趣事一二浅谈之,与网友分享赏析,求乐在其中。
左宗棠的对联《题卧龙岗诸葛草庐》,可谓高度概括了汉朝文章的代表作品及作者:“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阳一卧龙。”此对联的意思是说文章写得最好的,要算西汉的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而经邦济世的人才当首推南阳的诸葛亮。对联中的“两司马” ,指的是汉朝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史学家司马迁。两人在文学史上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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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图片)



司马迁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家学渊源久长对他后来治学有着深刻影响。后他随父去长安,向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
司马迁十九岁时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司马迁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司马相如,字长卿,四川成都人,汉时文学家。他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 司马相如不仅是西汉大辞赋家,也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善工辞赋,代表作品有《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他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在自古以来,人们常说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2019新年元旦将至的今天,另一位汉朝大文豪董仲舒也须得对其一议。因为“ 一元复始”的说法源自西汉时代《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从此,后人以此为据衍生出“一元复始”之定论。
解读——“元年春,王正月”,这里边的王并非指鲁隐公,而是指周文王。我们从《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显然,这话寓意正统。因为在周武王伐纣违立周国后,尊王父西昌伯为文王;文王元年之春是周朝的开端,也是作为周朝诸侯国的鲁国的正统之始、传统的开端。新君立位称元年,春是为一岁的开始,所以“一元复始”说法源于此。后来人们每逢新年开始,就以“一元复始”来表达。
“一元复始,重始接福”这话,还可引伸到其它若干方面——不管是国家、家庭或是个人,都要重视“元始”的重要性,即应当重视传统之根、正统之本,唯如此后续才能顺遂发展、亨达得福。所以告诉芸芸众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若将此古文译之,那就是指“要重视传统的价值”观。比如,在此“一元复始”之际,人们都爱互祝幸福安康。而古人的智慧与经验告诉我们,应重视在除旧布新之际多“回到从前”去审视自己对人对事的初心,是否依然保持着当初的热诚未变?是否实践了自己的承诺?是否在众望所归的正道上前行,不停步更未走那没出息的“回头路”?
最后,笔者突地记起儿时读过的家中藏书《说文解字》。它是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专著;它于后世文字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意义。在《说文解字》的《序》中讲述,传说中国远古时代“仓颉造字”的来历是:“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换成白话讲,也就是说在中国远古时代,黄帝之史仓颉到南方巡守,登上一座阳虚之山,忽然看见一只大龟,龟背上有许多青色花纹,觉得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自此,仓诘就发明了象形甲骨文字,直至后来的方块汉字,并传承于今。对此,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但均不及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专著,更具有学术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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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图片)


既然仓诘造字的主要依据是“象形”,那么我们在进入21世纪不久风行于网络的“和谐”一词,在“仓诘造字”中又是如何“像形”的呢?笔者虽己早有撰文发表过,但在“话说汉朝那些事儿”的本文中,不得不拿出来重温一遍,旨在为即将到来的“2019一元复始”祈福。
先解“和”字:“和”左边的“禾”即粮食,也就是人人必须吃的饭;右边的“口”,即人用来吃饭兼说话的嘴。
再解“谐”字:“谐”左边的“言”即言论,右边的“皆”,即人人都必须发言说话。
最后用白话解“和谐”二字:也就是说,“人人有吃饭的权利,人人有说话的权利”。实现了这两个权利,那么也就建成了“和谐社会”。但现实社会中的“三不公”(公平、公正、公开)现象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社会贫富悬殊的差距大......所以,我们的社会距离“和谐”究竟还有多远?当引颈以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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