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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9 09:52: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读罢“澎湃新闻”8日转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及历史保护研究生院硕士生张硕松的《特朗普化的世界(三):亚洲拉美篇》一文,笔者举一反三,有些心得似乎不吐不快。
该文的核心理念表现为:“亚洲和拉美更倾向于产生出一种由政治强人领袖主导的新威权政治。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不再对西方言听计从,诉诸民族主义的强力领导人的出现势不可免。”
笔者认为,该文的核心理念也就是宣扬它的“新威权政治”观。若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诠释“新威权政治”观,也许笔者的看法与该文观念会求同存异。因为笔者觉得,在全球大变革、大洗牌、大重组、重定位的今天,各国切不可因循守旧或抱残守缺继续过旧日子了,而是必须适应全球正在发生大变革这个总趋势,厉行革故鼎新,方可开创本国的新时代。
但是由于欧盟和美国的政体,长期与亚洲和拉丁美洲差别甚大,因而在世界风云激荡的时下,中国必须学习并汲取而不可照搬西式政体。这主要是体现时下绝大多数国人和政治治家,至今尚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与法治(法制),因此长期以来把比较完善的一部宪法,要么束之高阁任其明珠蒙尘......于是,便有人或假手于宪法而各立私法、行人治(在互联网上尤甚),形成政策往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畸形改革乱象,与“初心”渐行渐远,朝野显得手足无措。所以,笔者长期以来呼唤“依宪施政”,并年年撰文向全国两会和总理呈诤谏。“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为了阐明“由政治强人领袖主导的新威权政治”的必要性,该文开篇道:“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表面上是亲西方的领导人,内里却是一名主张修宪扩军的热切日本民族主义者。再比如印度总理莫迪,他很少穿西装,也经常用印地语发言,是一位务实的民族主义者,专注于发展经济。莫迪认为,世界正走向三足鼎立格局,印度将获得和美国、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有了前面文字的铺垫,该文便将俄罗斯总统普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等人的施政效果,拿来论证它的“政治强人领袖主导的新威权政治”核心理念的可行性、甚至其优越性。
在讲到俄罗斯时该文称,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本意是要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果却使俄罗斯经济彻底休克......普京上台之后铁腕打击车臣分裂主义分子,从侵吞大量国有资产的寡头财阀手中夺回能源主导权,利用国际油价攀升机会,致力于恢复国力,同时巩固自身权威。这些举措令普京在国内拥有相当高的民望,得以在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后,通过转任总理获得了三度、四度担任总统的机会。
普京为软性威权主义打造出了一个模板:威权主义结合民族主义、打击贪腐、打压舆论,与富豪寡头之间结盟。俄罗斯人民想要一个可以和西方对抗的强者,于是普京强行收回克里米亚,对想要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发动战争,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疑似利用黑客干预美国大选。一切正常的话,普京将执政至2024年,是斯大林以来执政时间最久的俄国领导人。
在讲到土耳其时该文称,今年土耳其大选的投票率高达87%。和普京一样,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民族复兴为号召,获得了52.6%的选票,成功连任。自2003年担任总理后,埃尔多安使土耳其经济快速成长,通胀率下降,因而广受民众欢迎。
2017年4月,土耳其强推修宪公投。这次公投最终仅以不到3%的微弱多数通过,将原来通过国会决策、权力倾向总理的双元首制变为总统制。埃尔多安随即裁撤了总理,自己独揽国家财政和军事大权,可以自行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而无需国会同意,可以随时解散国会,可以延长任期到2029年。这等于是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全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控制下。
但是埃尔多安的意图是将土耳其带回伊斯兰世界,因此上台后开始弱化军队权力,大规模清洗军中反对势力,终于刺激军方于2016年7月15日的发动政变。这次政变在短短八小时内造成249人死亡,2193人受伤。由于军方缺乏民意支持,埃尔多安在国外度假期间凭借社交网络就扳回劣势,最终镇压了这次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展开了报复性的肃清运动,超过11万人被捕,15万军警和司法人员被革职。
在讲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时该文称,律宾版的特朗普是其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其参选和就任以来的大嘴巴和强硬作风比正宗特朗普来得还要更甚一筹。自2016年6月杜特尔特就任总统以来,菲律宾举国上下开展了一场反毒大战,宣称对所有涉毒人员杀无赦。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称,已经有超过8000人在这场扫毒大战中死亡。但杜特尔特无视国际批评,无惧国际刑事法庭对他的反人道罪调查,坚持零容忍政策。最近杜特尔特发表讲话称:“我的扫毒行动永远不会终止,直到最后一名毒贩和毒枭被消灭。”菲律宾民众选择拥护这位“闹革命”的总统,其满意度也达到了惊人的七成。
杜特尔特面对走私问题,杜特尔特更是公开用推土机碾碎了20辆走私豪车,以震慑走私分子。以往政府都是拍卖走私车,但结果拍下这些车的还是走私贩,根本无法阻止走私现象。而杜特尔特上台以来的种种铁腕举措,使得菲律宾海关在2017年的关税收入创下史上新高。他还向假新闻宣战,成了世界政治强人们的共识。从特朗普到普京,都痛斥过假新闻,杜特尔特也不例外,更是直接撤销了他所认为的假媒体的营业执照。他们怼上假新闻,认为假新闻不叫媒体自由,而是滥用自由,是被人为操控而故意针对他们这些强人的。
在讲到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时该文称,巴西传统上一直是左派占据绝对优势。但在劳工党长期执政下,巴西政界贪腐严重,经济萎靡。从前总统卢拉到罗塞夫,再到从副总统转正的总统特梅尔,都涉嫌贪污受贿。连代表劳工党竞选总统的阿达也被爆出在2014年竞选圣保罗市长时,收受上百万美元非法政治献金,并用假账掩盖。犯罪问题更是巴西社会一大痼疾,2018年的统计显示,巴西平均每天发生175起谋杀案。2017年,巴西有64000人死于谋杀。
在这一轮新兴市场的经济下滑中,巴西经济也陷入了困境。伴随经济困境而高喊民族主义口号的社会自由党(右翼)人博尔索纳罗,在10月7日举行的巴西第一轮总统大选中得票率为46.7%,和得票第二多、获得28.5%选票的劳工党(左翼)候选人阿达进入10月28日的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中,博尔索纳罗成功抵挡住了中左翼选民的攻势,以55%对44%,成功当选巴西新总统。
博尔索纳罗是军人出身,从不掩饰自己对巴西过去军事独裁时代的怀念,乐意被拿来与拉丁美洲过去的独裁者做对比。博尔索纳罗公开支持对犯罪分子进行刑讯逼供,还曾经说过:“光靠选票是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的。唯一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就是发动一场内战,而且要做到过去军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杀掉3万贪污无能之人。”
该文的结语,概括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现在信奉民族主义的强人政治领袖重领风骚。在民族主义激化过程中民主化意外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我族选民终究会将选票投给我族自己;而且是因为他们可以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重新定义敌人,将后者排斥在民主之外。对许多人来说,民主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们有时候并不渴求民主,因为民主无法当饭吃。如果没办法带来就业或者安全,贫富差距会使政治经济制度看起来更像是被操控的,这时国家就很可能滑向威权统治。这是全世界如此多截然不同的国家对民主的支持逐渐降低的共同原因。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民族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未来的世界可能裂解为民族主义的竞技场,那将是柏林墙倒塌后,人类历史再一次面对一次巨大的转折。
笔者虽不完全认同该文包含的所有理念,但基本倾向“由政治强人领袖主导的新威权政治”这个大理念,但表达的方式上显得要温和中庸一些,比不上该文的毕露的“霸气”。这主要表现在笔者2017年1月22发表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博客中国-狼头长啸专栏”等多家大型网站上的《时代需要勇敢者挺身而出担当责任》一文中。比如:
——笔者完全认同“勇敢者”是“英雄”的同义词这个定义,更认为“勇敢者”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只能是为数甚少的群体;而与此同时,笔者更加认可恰是由于这些“勇敢者”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努力唤醒并带领越来越多沉睡已久的人们,共同去迎接灿烂的光明,共同去改写历史并创造新的历史,从而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英雄史观”。
——“英雄创造历史”或者说“勇敢者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无疑与“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存在明显区别。凡真正的学者,无一不认可在马主义产生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中,英雄史观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普遍被世界人民所尊崇。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曾说:“历史是英雄的舞台,舍英雄便无历史。”
——当明白了“人文历史是意志的实现,而灵魂则是意志之源;唯有源自高贵灵魂的意志,才可能创造高贵的历史命运”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这一史观,并与之共同践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具有勇敢者表现的天赐良机。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勇敢者是英雄”。时代需要更多勇敢者挺身而出,担当伟大的历史使命和现实社会责任!
最后,笔者旧调重弹几小段“以史镜,可知兴替”的老曲儿,仍用“子规啼血”的忧患之声,试图又一次用来警示朝野达官权贵人和市井草民共三思。
清朝光绪帝在推动戊戌变法时遭到了守旧派的阻挠,慈禧却对光绪变法表达了支持并默许了康有为的改革。但很快反变法势力又占了上风,慈禧也对变法产生了动摇,最后发动戊戌政变结束了仅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其他数十人被捕,“戊戌六君子”被斩首于菜市口法场。
之后,慈禧以为有了义和团的支持,便开始误判形势向八个国家同时宣战,结果引发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促西逃饱尝艰辛。在逃往西安途中慈禧的思想突然开窍了,终于认识到列强的洋枪洋炮远比大清强大,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都是满清末年陈旧迂腐的政治无法比拟的,因而不得不选择巨大转变来挽救大清。
1900年8月20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罪己诏。12月1日,慈禧在西安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事,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内,就政治改革问题发表意见。然而,戊戌六君子被屠杀的恐怖记忆仍然令大臣们噤若寒蝉,面面相觑。1901年1月30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慈禧明白臣民对于戊戌政变被血腥镇压会心有余悸,在昭书中作一些新的解释,说维新派“伪辩纵横,妄分新旧”,给康有为定性为“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可是惜哉痛哉矣!历史明明给予了清末推行新政的10年改革良机,可令人十分抱憾地看到清末新政始终未打破“永固皇位”或“政治正确”这个樊篱,终于演出了在慈禧太后驾崩的前一天,那个正值壮年的光绪皇帝也同时蹊跷驾崩于瀛台涵元殿的悲剧。之后,清末新政却又很快变成了摄政王载沣等无能之辈手中掌控于拨弄朝政的可笑玩偶。于是致使戊戌变法的新政变革无法得到彻底的推行实施,国家也无法跟上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进程,所以:晚清难逃最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厄运。以史为鉴,今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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