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论坛

查看: 39|回复: 2

最佳中篇小说奖(2017年度)宋小词【颁奖辞】【获奖感言】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8-7-13 11:17: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人人文学 于 2018-7-15 00:51 编辑

副宋小词_34_dh.jpg



最佳中篇小说奖(2017年度)宋小词【颁奖辞】【获奖感言】

    【颁奖辞】

    良心的疾病,生活的谜底,当这一切层层揭开,其人生的创痛则愈发强烈。愿天下苍生皆安然无恙,无论身体之恙,还是心灵之恙。这是宋小词获奖小说 《别来无羌》所要表现的立意,当然,她要说的话也不尽在言中表述了。著名评论家孟繁华称宋小词的小说为当下现实主义问题的重要剖面,揭开城市生活的脓疮和激烈对撞的城乡冲突。这在其创作的其他题材的小说中也可窥见。


    宋小词【获奖感言】

    人人文学,文学人人,一揽众山小。感谢推荐,感谢人人文学网评委会的评选。获奖是对我文学创作的一种鼓励,我会珍惜这荣誉,珍惜读者对我的喜爱,继续前进,用自己的双眼冷静观察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最佳中篇小说奖——宋小词



    最佳中篇小说奖宋小词女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南昌市专业作家。著有中篇小说《血盆经》《开屏》《太阳照在镜子上》《呐喊的尘埃》《锅底沟流血事件》《直立行走》和长篇小说《声声慢》等,多部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获第18届《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篇小说总冠军,获第八届《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年度大奖。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4 12:23: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最佳中篇小说奖(2017年度)宋小词【颁奖辞】【获奖感言】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7-14 12:23:26 | 显示全部楼层
别来无恙
宋小词

1

  我母亲要找老伴这话一年前就听说了,这是谣言,不可信的。小地方的人就是舌头长,一天到晚无中生有,乱嚼舌根。镇子里以前还有人说我在广州当小姐,有人亲眼看见的,说坐台费一个小时三百元。天地良心,广州在哪方我至今都不清楚。而且也太抬举我,一个小时三百元,就我这姿色,不是寻死吗?可是嘴长在别人身上,我又能怎么样呢?但今天小姑打电话也说我母亲要往前走一步。我说,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小姑的语气不容置疑,再说小姑是什么人,有必要造她亲嫂嫂的谣吗?在我说第三遍不可能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相信这是真的了。
  记得当初父亲死后,母亲捶胸顿足,发丧时头直往墙上撞,恨不得随父亲一起去,亏得身边人眼疾手快拦住了。大半年里,每跟人说起父亲便言语哽咽、双眼落泪。父亲三周年过后,我曾试探性地问过母亲可有再找个老伴的想法。话一出口,母亲两只眼睛刀一样横了过来,恶狠狠地说,你再说这种话,小心我用鞋底板抽你。又说,你若嫌我是个包袱,不想养我,要把我往外推,那我宁可讨米,也不指望你。由此我便知道了母亲的心志,她是要从一而终的。
  我们家的女人好像都是寡妇命,也都有守贞节的气性。我太祖母三十五岁太祖父走了,太祖母一人拉扯六个孩子长大成人;我祖母四十岁时祖父去世,那时国家处在亢奋年代,“大跃进”赶超苏美,农村里搞集体挣工分过日子,祖父没了就等于家里天塌了,可是天塌了我祖母也没有另找男人,她守着三个半大孩子以野菜树皮和糠面混在粥里,也把日子过过来了。现在轮到了母亲,她四十七岁的时候,父亲身患绝症,拖了三年就向这人世道了别。她便成了我们家又一代寡妇。
        我问小姑那个男的是谁?小姑哼了下鼻子说,你妈不说,多问一句脸上就跟撑了篾一样,绷着。母亲的态度令我不快,她是出于保护对方才不说的,还没踏出高家门呢,胳膊肘就朝外拐了。我心里一阵毛焦火燥。母亲的性格脾气一向温软,知进退又善忍,但遇到事情,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浑身都是硬骨头。
        虽然到了年终总结的忙月里,但娘要嫁人是件大事,我只得厚着脸皮孙子似的向老板磨了两天假。车程原本只有四个小时,但路上堵车用去两个小时。到县城,天已黑了。隔着车窗看满城灯火,记忆中的许多街道和房子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开的门面和超市,县城里还新添了电影院、商业街和国际酒店,重新选址修建的县委县政府如泰山般巍峨,让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县城变了,变得我都不认得了。这种陌生令我羞愧,这些年我确实很少回家了,父亲去世后,母亲便没有了经济来源,为了更好地赡养母亲,不使她在钱上感到拮据,我在工作之余不停地接私活。每次节假日前母亲打电话来问我回不回,我便总以事情多、忙来推托。母亲每次都是“哦”一声就不再说话。电话里的沉默让我感知了她的失望,这让我烦躁。我觉得母亲总是在情感上绑架我。但现在,我真的觉得我就像个骗子、无赖。
        到家才9点,左邻右舍灯火通明,人声喧闹,独母亲的屋里黑咕隆咚的。母亲一直都有早睡的习惯,父亲走后,母亲睡得更早了。问母亲,她总说,我一个人又没什么等的盼的,早点睡,一觉睡醒,一天就过完了。我说,人活着又不是挨日子。母亲说,活着可不就是挨日子么?母亲这种对生命的消极态度也让我恼火。但临到家时我忽然体会到母亲的孤独,一个人每天没有等的盼的是多么悲伤。那些亮着灯的人家不是在等孩子就是在等爱人,一家人等齐了便收门关灯睡觉。十三年前母亲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那时母亲从来不觉得人活着是在挨日子。
        我举手敲门,蓦地感到心酸。
        谁?母亲在里面问。因为母亲的手机处在无法接通的状态,我这趟回家她是不知道的。我说,是我。
        是洁儿吗?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母亲说着就把门打开了。
        见到我,没有流露出多少欢喜来。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如果我这样回来,母亲定是喜出望外,她会一把搂住我亲热一番,然后进厨房做吃的,做吃的还要哼着小曲儿。现在母亲还是像以前一样下厨做吃的,但她一脸的淡然,让我觉得她锅里煎的不是鸡蛋而是我。
        半晌后,母亲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端到我面前,说,你吃完就放桌上别管,我先去睡了。
        她不坐在一旁看着我吃,这又与往日不同。我内心愈加伤痛,我为我这一年来没有回来看望她感到愧疚,但也为母亲这样待我感到气不平,我再不孝,每月两千元的赡养费却是分厘不差,为了母亲用钱宽展,我经常是熬通宵赚外快。
        鸡蛋面还是昔日的味道。鸡蛋打匀,在锅里摊成薄饼状,然后切成细丝下在汤里,切上几片肥瘦相间的腊肉煎出油来盖在蛋面上,撒上葱花胡椒粉,又好看又好吃。从记事起,每年的生日母亲都要如此与我过一番。在外求学后,不常回家,每一次回家第一餐母亲必要做鸡蛋面与我,这碗吃食看相朴素,做起来繁琐,既要熬汤又要煎肉,但母亲必要以此隆重来表白她做娘的心情。
        鸡蛋面虽然咸淡适口,香气扑鼻,但我却吃不出从前的滋味了。才吃上两三口,便觉得胃胀,起身去敲母亲的房门。母亲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母亲一定知道我此番突然回家的意思,她再嫁的消息亲戚们都知道了,唯独没有说与我知,她的心里必定很是为难,亲戚们俱是反对的,她也知道我的态度。因为中秋节的时候我跟她说过这个事,我表明了我的立场,是不同意的。母亲说,这是谣言。这事也就没再提起。
        母亲的拒绝,令我周身感到寒意,回房时途经走廊,看着墙上挽了黑纱的父亲遗像,胸中忽然生出委屈,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2

        次日起床,见母亲要去集市买菜买米,我要同往,母亲拒绝了。我站在廊檐下看着母亲单薄的背影,心内一阵难过。
        母亲在四十五岁上发福,胖成大肚罗汉,身上晃荡着的肉跟端着一碗汤似的,要泼了出来。母亲想方设法减肥,节食、吃药,还绑过一段时间的收腹带都不见效。但在父亲走后的半年时间里,母亲的这身赘肉像是被刀割了去,瘦得连肋骨都根根可见,母亲也一下子老了许多。从此母亲再没长过肉,永远是这副皮包骨的身架。
        廊檐下炉子已经生好了,两块蜂窝煤都烧红了眼,炊壶都开始嗞嗞作响了。六十三岁的母亲身体硬朗,脚尖眼尖,走起路来,足下生风,做事手脚麻利。大早上的,一旁的炭盆也已生好,蒲扇扇去浮末,便是一盆鲜亮的炭火,端到屋内来,心里顿时便一阵发热。我和母亲到了冬季都喜欢烤炭火,每年父亲打年货,买炭是重头。大雪天,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炭盆边烤火,母亲唱歌,父亲打拍子,他们的拍子打着打着就会打在我烤火的手上,然后捉住我,使我不得挣脱,他们笑,我也笑,惊得一旁的猫儿直拿眼瞪我们,埋在炭边的橘子发出一阵阵煳焦的甜香味儿,这是我记忆中最为温暖最为浪漫的冬天。这样的冬天再也不会有了。
        我掏出手机给亲戚们打电话,邀他们来家中吃饭。知道我此番回来的意图,亲戚们都答应了。从我记事起,我们家每遇家庭矛盾,或口角或争吵,父亲便会请亲戚们出面调停劝解商量。父亲不在了,我延续了父亲的治家传统。大姑小姑离得近,母亲买菜还没回来,她们就已经到家了,两位姑姑多年来在我们家都没把自己当外人,一进门不用我忙活,便自己给自己倒茶,自己给自己找椅子。屁股一落座,便开始说起母亲的事情。
        大姑说,洁儿,你妈的话我们说了很多,她不听人劝,这次当你面说也不一定就听我们的。还不如你做儿女的多说说,你说跟我们说不一样。
        小姑说,说了还要听得进去才行。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想的,这么大年纪了,经期都回去了,还有这心思。
        小姑到底是没进过学堂的人,说话粗糙。我虽对母亲这事不满,但这么说她我还是不高兴的。是人便会有七情六欲,跟年纪、跟绝经没有关系。我说,我妈太孤独了,我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我一走她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倘若倒回去十年,我不会阻止她这个事,但现在她老了,这个年纪哪里还能与人做夫妻,只能与人作个伴儿。说白了我妈是去伺候人,我妈伺候了我爸几十年,我不能让她老了老了还给自己添个包袱,再去伺候旁的人。
        母亲买菜回来后,舅舅和姨妈们便都前后脚进了屋。我们围坐在火盆旁,母亲要进厨房做饭但被小姑硬拉了坐下,简单寒暄后,便直接进入了主题。
        大姑说,姐,这事还是要过细想一下的,出了高家的门路大,再回高家的门路就小了。
        小姑说,也要替洁儿多想一下,她又不是不孝顺你,不养你的老,你往前走这一步,后人脸上多不光彩。
        姑姑们历数了高家三代寡妇,说她们在丈夫做了亡人后是如何如何为人处世的,是如何如何含辛茹苦拉扯孩子长大,如何如何撑门立户,不下堂不改嫁,她们的为人和志气在地方上受到了怎样的恭敬,方圆几十里一说起高家的女人都是人人竖大拇指的,都是被人高看一眼的。两个姑姑你一句我一句像是在说相声,口若悬河,喉咙粗声音大,一口一个我们高家,好像高家是多么的高高在上。我忽然感到有些羞愧,守寡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姑姑们居然能说得这么陶醉。
        姑姑们在讲话的时候时不时抬起头看看对面,对面坐着的是我母亲和母亲的娘家人。我的舅舅和姨妈们一人端着一只塑料茶杯,低着眼睛盯着火盆里的炭火,泥菩萨一般一动不动。母亲的腰快弯到地上,双手捧着脸,像是在听也像是在打瞌睡,这令我的两位姑姑有些不高兴。我知道一个人讲话讲得唾沫星子横飞,听的人像聋子,这是很得罪人的。
        大姑说,高洁,我们讲完了,你让你舅舅跟姨妈们讲几句。
        我没吱声。这不是会议,也不是研讨会,没必要人人都按着顺序讲几句。亲戚们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无非是劝母亲打消再找老伴的念头。
        沉默了半晌。一直低着头的母亲抬起了头,她说,大妹、小妹,当年搞集体的时候,你们的妈挑着一担松毛跌在水沟里,扑腾半天才爬起来,一身的泥巴,全大队的壮劳力看得哈哈大笑,那个时候有谁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恭敬你们了?我嫁进高家,分田到户,屋后的钱家为了多占几分菜园子地,唆使全村所有姓钱的人来家里闹事,把我陪嫁的一张五斗柜都打烂了,那时又有谁高看了你们高家一眼的?母亲轻言细语的两句问话,问得两个姑姑四门倒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连我也有一种被抽了耳光的感觉。毕竟我也姓高。
        给人家打破这种事,就跟断别人的财路一样,是讨人嫌的,我们是高家的人,也是凭良心说话。大姑比小姑多读了一个三年级,心性高,是不轻易输掉半颗芝麻的,她说,高家再怎么对不起你这嫂嫂,大哥在世时,对嫂子可是没有半点假心,你跟了大哥,大哥跟别的女人玩笑话都不讲一个,把嫂子你是很当人的。
        大妹妹,你大哥生前敬重我,我也没有玷污你大哥。你如今说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母亲明显有些生气了。
        咳。火盆旁的大舅舅咳了一声,又抽了抽鼻子。他制造出的动静令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瞄了瞄我们仨姓高的女人,说,我来说几句吧。文梅自从嫁到这个家以后,这个家除了与人合伙喂的那头黄牛外,主要劳动力就是她了。高大哥说起来是公家人,每个月有工资,但钱没有打文梅手里过,家里有老太太作主。高大哥身体又不好,不能负重,分田后第一年,我们兄妹几个来看她,在田边上看到她扬着鞭子用牛耕田,一身泥。我的心是最硬的,那天我都流泪了。大舅舅说到这儿,声音哽咽。母亲的眼眶也开始泛红。母亲说,哥,别说了,那个时候,农村里每家每户都是从钉板上滚过来的。我知道母亲的不容易,小时候我亲眼看见母亲挑着一担稻子在雨中飞跑,脚底一滑连人带谷摔在了泥塘里。那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想起来我的心口都会隐隐作痛。我瞥了瞥两位姑姑,她们有些坐立不安,像是有几只生虱子在身上。
        大舅舅说,好,这段日子我们掐掉不说。家里老太太得病倒床三年,是文梅请医煎药日夜照顾,把老太太送上山;没过几年,高大哥又瘫痪在床,久治不愈,磨的也是文梅。本来这话不该这样讲,但事实就是如此,文梅在高家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要说对得起对不起的话,只有高家对不起我妹子的,没有我妹子对不起高家的。我妹子这一生太苦了,如果高大哥去世后的头三年里,我妹子说要再找人,只要对方投缘,我们绝不会反对。如今高大哥走了十几年,文梅也成了老人,应该过几天好日子,再找个伴住到一起,照顾别人一日三餐,洗洗涮涮,没多大意思。文梅要是说一个人孤独,没个说话的人,我们兄弟姐妹勤走动。再者,在外面有说话说得来的人交交朋友可以,但没必要结婚。
        大舅不愧是泥瓦匠老师傅,说话跟砌墙似的,一口砖咬着一口砖,有条不紊,有一点缝隙最后也都用水泥糊得密不透风。我不由得朝他多看了一眼。
        我知道这是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年代,谁都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母亲虽然老了,但她作为一个人,她享有任何自由,包括婚恋自由,儿女本无权干涉。这些大道理我都懂,只是出于对父亲的情感,我无法接受此事。如果母亲不另抱琵琶,即使父亲离去十多年了,我已然觉得我们仨还是一家,但母亲要是跟别人过日子去了,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在我心里母亲就像一个叛徒。
        所有的人都是反对母亲再婚的。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们你一嘴我一嘴,鸡啄米似的不停地劝说着母亲。他们列举了身边许多找了老伴的人家,没有一家可以作为母亲效仿的榜样,想着以后不孤单了,但却凭空多出许多的烦恼,两家子女的不和,亲戚间的掐架和耳朵里听不完的冤枉话,你不服气我,我也不服气你,当初的花好月好,最终也不过朝东朝西,让人看笑话。母亲没再吭声,她像一块修炼成精的顽石,千锤万凿,愣是不留一点印子。看来母亲是铁了心的。母亲这辈子有两件铁了心的事。第一件是不顾家人反对,拼死拼活要嫁给我爸。我外婆差点都跪在我母亲面前了,说高家穷,又没劳动力,进了他家门饿肚子不说,她生的女儿到了这家就成了耕田的牛了。母亲说,我就是吃糠都认了,当牛做马我也认了。第二件事就是生下我,80年代,我母亲怀上我后因妊娠反应剧烈到县医院住院,B超得知腹中胎儿是个女孩,奶奶一心要抱孙子,派了大姑医院里带话叫母亲打掉孩子,母亲毫不所动。奶奶以死相逼,父亲最后动摇了,与母亲打商量,说,文梅,要不……母亲说,没什么要不,离婚都可以,我是不会打孩子的。从此,我母亲与我的祖母矛盾深重,二十年争吵不断。如今,母亲的态度又是这般坚决,我知道这事再劝说也无益。这是一定要做成的。就算我威胁她断绝母女关系,母亲也不会动摇,她有一种革命者的气质。当初外婆没有威胁过?奶奶没有威胁过?没有任何用,她谁的账都不会买。
        但我好奇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他竟有如此魔力,令母亲可以作出这样的牺牲,差不多是众叛亲离了。
        我说,妈,这样吧,您的事我不会说什么,虽然我内心里不情愿,但我也不会再反对。只一样,那个人是谁,应该要让我们知道吧。就跟您一向教我一样,临出门,得跟家里人交代去处,家里人也好放心。
        所有人瞬间都住了嘴,被炭火烧得燥热的客厅陷入一片死寂。我的亲人们也晓得在母亲内心是尖刀子也杀不进去,搭再多的言语也是枉然。而且说来说去,连对方到底是谁都没弄清楚。好比女人怀了别人的孩子,打掉孩子是重点,但把奸夫挖出来同样也是重点。
        大家一起的沉默反倒比语言更有力量,母亲感到了些压力。她脱掉了棉袄。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默契地不发出任何声响,都静静等待母亲交代出那个人。过了半晌,母亲说,那人叫周向楚。
        这个名字令我的舅舅和姨妈们都惊讶不已,可我的两个姑姑却是一头雾水。但没有关系,我的姑姑们有特工的潜质,她们一定会顺着周向楚这根细藤慢慢去摸索的。我估计不出半个月,我的姑姑就会知道周向楚是我母亲娘家那地方的人,当年从省城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村小学当过老师,教语文也教音乐,“文革”结束后就不知去向了。这人并不算是个人物,而且活到现在也是个正宗老头子。
        我很小就听母亲说起过这个人,母亲在音乐舞蹈上的才华全出自这位周老师之手,他教母亲学会了识简谱和拉手风琴,学会了指挥乐队和指挥合唱,学会了唱歌和跳舞。母亲说,周老师为人很温和,很尊重学生,不像别的老师对学生大吼大叫,把学生当成无知的孩子,动不动就体罚辱骂。字里行间一点也听不出母亲与周向楚之间,除了师生情外还夹杂着别的感情,斗转星移,如今我母亲却要与此人结为夫妇。这么多年来,难道母亲的内心除了父亲还一直隐藏着别的男人?我觉得我和我父亲受到了侮辱和欺骗。
        一截生炭忽然爆出响来,陈了十多年的炭如今烧起来还是这么热烈,像一段死灰复燃的旧感情。
        小姑说,这是大哥在世时买的炭吧。
        大姑说,嗯。
        我忽然替我的父亲感到愤怒,我将一杯水倒在炭上,“噗”地一声腾起一阵白灰。它们于半空中落下,颜色与形状令我想起了父亲的骨灰。父亲已经灰飞烟灭了,而母亲还是有血有肉的母亲。一个伟人不是说人定胜天么,可人却无法胜过时间。这是多么悲哀却又多么无奈的事情。

3

        我母亲有一副好嗓子,她的歌声像早晨秧苗上映着太阳的露珠,水灵灵、滴溜圆,还带着光芒。小的时候听母亲唱“马儿哎,你慢些走哦慢些走哦”,那声长长的“哎”让我觉得母亲的嘴里有锅麦芽糖,又黏又香又稠又甜,能把人听得定住神。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是整个村子里人气最旺的人家,到了冬季的闲月里,我家的堂屋常常是黑压压坐满一屋人,女人们做针线,男人们搓麻绳。我母亲边做针线边唱歌,唱的是那种有故事情节的鼓词,唱词差不多有小半本书,但她却能一字不落地从头唱到尾。她惊人的记忆力让从小背书为难的我佩服得四脚朝天。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唱的《张百春拜年》,起头是:“春到百花开,草死根还在。人生百岁不再来,男儿赴幽台。人在阳世上,善恶两大行。女学贤德男忠良,万古把名扬。”一句连一句,小河淌水似的。
        以前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乡会组织所有小学进行文艺汇演,这是一次公开向乡镇领导和群众亮相的机会,全乡十三所小学都暗暗比拼着。我们村里的小学每年在汇演中的名次都是倒数。在我进了学前班后,一次在学校的操场上随便哼了一段豫剧《花木兰》,“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被学校新来的音乐老师听见了,问我谁教的。我说我妈教的。他问我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妈是种田的。音乐老师说,能叫你妈妈来一趟学校吗?
        自从我妈那一次来了学校后,她就成了我们学校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六一”汇演前的一个月,我妈待在学校操场上的时间比在田地里还多。而我们学校在全乡的文艺汇演从此稳居第一,令其他学校刮目相看。每年的节目中,不是我领头唱歌就是我领头跳舞。我一个小小人儿,头上顶着朵大红花,一边唱一边跳,因为年纪小,还不知羞,表演欲又强,小屁股扭得跟打算盘似的,只要我一出场,底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就会把巴掌拍肿,为我叫好,他们都会站起来看我。那些年,我也成了乡镇人民眼里的小明星。别的学校的小演员们服装都是统一的,但我们学校的演出服装从来不要求统一。母亲说,都是种田人家的孩子,钱不宽裕,不要为难人家父母拿钱出来做演出服装,节目出彩可以在道具上动心思。比方跳《春天在哪里》时,我母亲就会用皱纹纸做出一朵朵颜色绚烂的花朵,花盘大得跟洗澡盆一样,一上台就把舞台给铺满了。那些花朵打开收拢,收拢又打开,变幻出的造型,令人眼花缭乱。不像别的学校,孩子手里拿着塑料花,举上举下,呆滞又小气。每年演出完后,学校都会给母亲发一套床上用品和一对开水瓶,我们家的开水瓶身上都用白漆写着“一等奖”三个字,这三个字像一张嘴,跟所有的人讲着我母亲的风光。
        在我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何缘故,乡里不再组织这种大型的文艺汇演和集会了。那栋贴满马赛克的礼堂大楼也就此冷清下来,弃妇似的矗立在清瘦的街边,木门的朱红油漆一块块剥落,缠绕在门杠上的铁链大锁锈得快要成粉末了。没几年,礼堂就被拆了,建成了一条门面房,生意人在那里卖些日用品,没多少人来买,那些货品躺在货架上通身一层灰,像死了半截没埋的。
        没有了大礼堂,没有了文艺演出,我母亲的身上好像也布满了灰尘。以前我母亲蓄着一头长发,乌黑得像淋过沥青一样,每天一大早她就站立在镜屏前梳洗。我很喜欢母亲梳一种叫“蓬蓬头”的发型,把头顶前半部的头发拢起来然后朝前一推,孔雀开屏似的,再用钢丝夹子固定住,这种发式蓬松又整齐,给人妩媚秀气又精神抖擞的形象。母亲梳着这样高耸的发髻,骑着自行车奔走于学校与田地间的公路上时,会让村里所有干活的人抬起头来看她。但自从没有了文艺演出后,母亲好像再也没有梳过这种发髻,她剪了一种厚厚的齐刘海覆在额头上,像舞台上合上的幕布一般,虽然也好看,但是总觉得少了那样一种傲然的神采。
        没有了文艺汇演,学校还是聘请我母亲做了几年的音乐代课老师,但最后我们村连小学也没有了,母亲也就无法教课了。不过母亲好像也能接受命运里这些飘忽不定的东西。但一个人内心里流失了些什么,往往会透过某种神情和姿态传递出来,我是感觉母亲没有了以前那般快乐了。
        与母亲的聊天和旁人的闲谈中,我知道母亲小时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当年也是很受群众追捧的角儿。母亲每次说起来,脸上都透着一股子神气,她说,每次演出完后到农户家中吃饭,我的饭碗里经常能吃到荷包蛋、咸肉或是鱼干,这是主家老板的心情。母亲说这些格外的待遇时,经常能引得我流口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像母亲一样把歌唱好。我对村里王二婆家的香肠垂涎已久,她们家拉的麻糖又白又好吃,但王二婆又瞎又小气,我想我要是给她唱歌听,她一定会以香肠和麻糖来款待我的。为此,我每天没事就唱我母亲教我的《红灯记》选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母亲说,你唱歌都不拐弯的吗?唱歌又不是读书。
        我说,怎么拐?我家的表叔,这没拐吗?
        母亲摇摇头,说,你这歌唱得实在是换不来吃的,可以换几把扫帚。
        我问,为什么?
        母亲说,扫地出门。
        我有些丧气又很着急,那时我还没有上学前班,才三岁,心眼小,不能承受一点点否认。看我着急,我母亲安慰我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多唱几遍,慢慢就会拐弯了。妈妈十四岁才进学堂门,才知道唱歌,你比妈妈强多了。
        我母亲是外婆外公的第一个孩子,她底下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全是由她带大的,她从两岁半就开始学着带孩子,一直带到十三岁。她的弟弟妹妹们都上学了,我的外公外婆才陡然想起他们的大女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才把她送进学校,不至于让她当个睁眼瞎。我母亲是整个学校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她高高耸立在一年级教室里的最后一排,一个人独坐,那些鼻涕流到嘴边又被吸了回去的小毛虫们都不愿意与她同桌,嫌她年纪大。我母亲那个时候挎个布袋子去学校,村里经常有人取笑她,说,这个年纪了还不赶紧找婆家,混在一群奶孩子堆里读书,不知道丑卖几多钱一斤。
        母亲说,不读书当然不知道,读了书认了字才知道丑到底价值几何,到时候我一定会算给你听,就怕你听不懂呢。
        哎呀,我的天,文家这大丫头以前多老实本分的娃,才读了几天书,好生霸道着呢。好啦好啦,再也不跟你讲话了,以后见着你啊,绕道走。
        我母亲站在堰边哈哈大笑。哈哈,上了学,果然连走路都变宽了。
        那天母亲上学时的心情格外好,村庄里到处盛开的油菜花和偶尔几株野桃花野梨花,黄的、红的、白的混着大片麦子的青绿,寻常看惯了的风光,头一次在母亲的眼里形成景色,她第一次仔细品味了她生命中的春天。
        好心情、好风光让母亲唱起了她从广播里学来的歌儿,“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
        母亲说,我一路唱到学校,路两边油菜花又高,蜜蜂一个劲儿地嗡嗡嗡,我也没留意后面还有个人跟着。直到进了学校门,我才听到身后有人叫我,问我,这位学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班级的?我说,我叫文梅,是一年级的。
        哦。那个人哦了一声。就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文梅同学,你的歌唱得真好听。
        母亲对我说,那个人就是周向楚老师,是才来学校的,教语文,也兼音乐课。讲话口音与我们这里不一样,听起来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
        在母亲的回忆里,周向楚老师白白净净、文质彬彬,头发自来卷,很是洋气。不冷不热的天里,经常就是一件白衬衣,外套一件浅灰色的毛线背心。牙齿整齐又洁白,像上了一层釉,太阳下一张嘴,能反射出光来。长脸、高鼻梁,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目光里带硫黄能擦出火星来,让人又敬又怕。还有圈络腮胡子,虽然刮得很干净,但那隐隐的乌青像是墨汁滴到了水里,从这边鬓角一路荡漾到那边鬓角。这泼在脸上的水墨,令斯文的周老师凭空又多了份男子气概。
        在母亲的描述中,周老师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头狮子。
        母亲说,是狮子,也是一头不吃人只吃斋供的狮子。
        读到下半学期后课表上终于有了音乐课,可母亲盼了一个月,才知道课表上的音乐课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这节课是全天的最后一节,班上的孩子虽然屁大点,但也是家中的小小劳动力,音乐课既不识字又不算数,学了何用?不如回去帮家里挣工分,所以学校里的音乐课有跟没有是一个样。
        又一次音乐课,别的孩子收拾书包回家时,我母亲去了周老师的办公室。周老师正在窗边吹口琴,窗外是一排绽出新绿的梧桐树,清亮的颜色让人眼底生风。远处的田地里农人和牛正忙活着,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紫云英被铁犁翻出来埋在泥水里,准备沤成绿肥。农人使唤牛的喝喝声、青草与泥土混合的腥味都被春风吹进办公室。周老师吹的是那几天广播里天天都放的一首歌《我们的田野》,吹了一遍又一遍,他像是陷入了某种很深的情境里。母亲不敢打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她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口琴声。她们村也有人吹口琴,但吹出来的曲子就跟面没和匀似的,疙瘩成堆,听在耳朵里,就跟积食一样半天不消化。周老师吹的口琴,就如开闸放水,水沿新修的渠道汩汩而流,曲折蜿蜒,那水流啊流能一直流进心田,滋养五脏六腑,把内心里的泥沙也冲洗了,令人神清气爽。
        母亲听着曲子,看着窗外,脑子里一片天马行空的景象,一会儿如踩在棉花上,一会儿如掉在河水里,一会儿又好像长出了翅膀飞在天上。
        周老师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曲子戛然而止,一扭头吓一跳,你是?
        我母亲也顿时清醒过来。说,周老师好,我是文梅。就是上次您说我唱歌唱得好的那个学生。
        文梅,哦,想起来了。周老师看了看办公桌的钟,问,文梅同学,你有事吗?
        周老师,我想上音乐课。今天最后一节课是我们的音乐课,我等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有等到。
        周老师看着我母亲眼睛里的两点星光,叹了一口气,说,眼下,眼下吃饱肚子比上音乐课要紧,你们村一工分一角二分钱啊。
        我母亲一字一顿地说,可是音乐课比挣工分更让我感到快乐,唱歌让我觉得投胎做人还有点乐趣。
        哦,你是这么认为的。周老师的眉毛往上抬了抬,很惊奇又很欣喜。那样子像是在一堆鹅卵石里刨出了块美玉。他说,真是下雨出星星啊。周老师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说,可是就你一个人怎么上音乐课啊?
        母亲没作声。她也忧愁,是啊,一个人怎么上课呢?生产队放牛放鸭子都是一群一群放的,从没见过老李叔只赶一头牛上山,或是只赶一只鸭子下水的啊。
        周老师说,一个人就一个人吧,谁叫你喜欢呢。你说是不是?嗯,哈哈。
        母亲说,真的?
        周老师说,真的。一群羊是放,一只羊也是放嘛。
        母亲说,说反了,我们那儿是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
        周老师说,哦,是吗?哈哈。
        据母亲说,周老师在教母亲唱歌前,先要求母亲上学放学必须跑步,中途不得停歇。跑了一个月后,也没教母亲唱歌,而是天天要母亲对着堰里的水发咿和啊的声。
        咿——
        啊——
        发音从弱到强,起先从嘴里出来如蚊子嗡、苍蝇嗡,慢慢是蜜蜂嗡,再是蝉鸣,最后要如撞钟响,又次第回到蝉、蜜蜂、苍蝇、蚊子,循环往复,声不能断,直至气绝。
        母亲说,喊了一个月的咿和啊后,周老师听了后说,不行,嗓子没吊起来还得继续吊。我又喊了一个月,周老师才给我放磁带听,学的第一首歌是《洪湖水浪打浪》。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啊——以前唱这首歌,遇到啊后面的拖腔总是一团乱麻,腔如果还长一点,嘴里就跟长了刺一般,张不开。周老师很有一手,又蛮耐心,他把一个长音砍成几段,跟喂饭一样,一截一截喂给我,又教给我一些偷气换气的方法,经他点拨,慢慢才开窍。学了一个学期,我自己不知道唱歌到底唱得如何,没想到周老师偷偷给我录下来了,有次在办公室里放,老师们问这是谁唱的,听起来像郭兰英又不像郭兰英。周老师哈哈大笑说,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文梅唱的。老师们都不相信。周老师就到操场上把我喊进办公室,叫我随便唱首歌给老师们听听。我唱《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我才唱第一句,就发现所有老师都停住了手里的笔;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我还没唱完呢,就听得满办公室都是掌声,办公室的两大扇窗户也趴满了脑袋。周老师示意我停下,又把录音机放给我听,说,你听听。我一听,连我自己都吓住了,原来我的歌唱得这么好听。后来校长决定,学校里所有课程必须严格按照课表上来,音乐课就是音乐课,美术课就是美术课,不准提前放学。母亲说这段时,说得喜滋滋的。
        学校恢复音乐课后,母亲成了周老师的得力助手。周老师又陆续教会母亲识简谱,和各种舞蹈基础身段。母亲的悟性和勤奋也令周老师十分喜欢,对母亲没有半分保留,凭着自己知道的,统统都教给了母亲。这也是母亲自己说的。
        现在再回过头去想想,那个时候,难道母亲对她的周老师就没有一点爱慕之情吗?而单身的周老师对她这个特殊的学生就真的是心底无私,没有一点儿非分之想?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我真的已经不相信男女之间真有纯洁的感情了,哪怕是母亲说她们那个干净的年代,哪里有什么干净的年代,只不过那个年代里,人性被压抑了,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假正经罢了。我就不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这个女学生,毕竟这个学生已经半大成人,身体在发育,不是完全懵懂无知的黄毛丫头,而正是婷婷袅袅的豆蔻年华。

4
        
        火盆里的火熄灭后,亲戚们也都散了。母亲留饭,但亲戚们都说忙。母亲也就没有认真挽留,说,忙就都忙去吧。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母亲后,我们各自竟局促起来。
        母亲说,你坐着,我去做饭。语气很是客气。
  冬天日短,待母亲一顿饭端出来天已经黑了。我和母亲坐在灯下,咀嚼、吞咽,像完成一桩任务。母亲吃了几口饭便开始打嗝,她一定是噎住了,吃饭的时候想事,食物就容易吊在胸间不下去。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她喝了,伸了伸脖子,似乎好转了。她脸上的神情忽然落寞起来。她的内心虽然坚定但还是难以掩藏忧伤。我绷着的心有了些松动,母亲是个可怜的女人。她从前都是守着父亲和我生活,后来父亲消失了,接着我也离开了她,虽没有消失,但与消失也没什么两样。她像是一下子掉进深水潭,又冷又黑。夜晚一个人对着四面墙,孤寂久了,人也变得反应迟钝,有时候我觉得她的身上在生锈。
  我突然想到一年里母亲终会有生病的日子,头疼脑热,起不来床,身边连个端茶递水的人都没有,而千里之外的我隔三岔五打个电话也只是礼节性问候。我忽然觉得我好混账。
  我浇灭炭火的那杯水,肯定浇在了母亲的心里。
  我生长的乡村里一直有句话,生者为大。母亲与父亲,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我为何要以一个死人来绑架一个活人。
  我的心里划了根火柴,我想传递给母亲一些温暖。我想和母亲友善和平地聊一聊周向楚。
  我问母亲,周向楚现在好吗?还是住在省城吗?
  母亲说,他腿脚不好,右腿截肢了,没有住在省城,住在他以前下乡时住的那个老乡家里。
  截肢了?是个瘫子?我跳了起来。内心的火柴忽然变成柴火,腾起万丈火焰,熊熊之势。我的母亲真的是要去伺候人去的。我说,你要去伺候一个不能走路的老瘫子?给他端屎端尿,洗衣做饭,像牛像马似的度过你的风烛残年?我搞不懂母亲为何要将自己为时不多的岁月摁在污水沟里,要搬一座山来压在自己身上。
  我真想掀翻这张桌子。我努力压着胸中的怒火,克制自己不要成为咆哮的兽类。但我体内的岩浆奔涌,受侮辱的委屈感决堤而来。我大声道,我的爸爸竟连个瘫子都比不过?我将手里的筷子和碗摔在了桌上,整杯水倒在了母亲的腿上,她愣了半晌,忽然掩面痛哭,她迈着湿淋淋的双腿回到房里。
  我重重摔下我的房门,“砰”的一声,感觉连地基都震动了,几扇窗户也咯咯作响。这个世界真是糟糕透顶、荒唐可笑,你一直以为你的心里藏着一颗珍珠,到头来手一碾却是一把灰尘。没什么东西是可以值得放在心上的。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天花板上漏雨的痕迹像一只下山的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像是要把我吃掉,又像是一股扑向礁石的风浪,像是要把我卷走。我腾起而坐,听隔壁动静,母亲还在痛哭中,而我的愤恨也还没有消失。我们就这么对抗着,你磨我的心,我也磨着你的心,我们都躺在彼此的砧板上,受着活活的折磨。
  这促狭的空间憋闷人,像是对我充满诅咒,桌子椅子书柜和四面墙壁全幻化成魑魅魍魉,逼得我后背发凉、汗毛倒竖。我的内心充满恐惧。是死去的父亲在表达什么吗?
  这房子这村庄还有什么好留念的,我决定连夜出走,一刻钟也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许多事眼不见为净。我打开行李箱,将带给母亲的礼物拿了出来,一盒铁皮石斛、一盒灵芝切片,是给母亲煎水喝的,她眼睛不好,听说喝这个对眼睛有帮助;两件鄂尔多斯的羊绒衫、一只足底按摩器、一个平板电脑和一沓从孔夫子旧书网淘来的一些老歌本。那个平板电脑里我已经给她下载了很多老歌曲。这些老歌像烙铁一样烙在了她年轻的岁月里,听一听,能让她回到过去那些闪着光的日子里去。我一直觉得我在挖空心思地理解母亲,尽可能地让她活得自在舒适和满足。但是当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时,我觉得我是如此失败、狼狈。我将这些东西一一摆在客厅的条桌上,那是最显眼的地方,只要她出来就一定能看到。
  那些包装都红彤彤的,搁在那里像一枚巨大的跳动的心脏。
  我回房收拾东西。想着再也不回来了,我准备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尽量带走。书柜顶上有一只樟木箱子,是父亲年少时外出求学的行李箱,父亲说是他生命中第一位陪他远游的伙伴,父亲很是珍惜。里面放着父亲喜欢的书籍,有他年轻时订阅的《人民画报》,有他师范学校的校徽,有几套纪念邮票和几套钱币。父亲生前就说过,那只樟木箱子和箱子里面的东西在他过世后就归我保管。父亲也说过,箱子里虽然没有金和银,但却是父亲认为最有意义的,是金和银不能比的。父亲嘱托了,我肯定要将它带走。
  我将那只箱子取下来,掀开盖在上面的金丝绒布,一枚铁质的小钥匙被宽胶布粘在箱子上,我割开胶布,撕下钥匙,将这只红漆斑驳的木箱子打开。一股久被尘封的霉味儿直钻鼻孔。十几本码放整齐的《人民画报》,每一本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上面有我的涂鸦、我用彩笔画的画、一些畸形的人物像,还有我小时写的毛笔字,都被父亲收在这个箱子里。翻了翻,有一个信封,打开看,全是我的照片,从满月的到我读大学时的,我看到我小时额头点红痣、头扎大红花在乡里礼堂演出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看,从前的岁月如浪打来,历历在目。
  还有一个档案袋,我将扣绳一圈圈绕开,倒下来,也是一些照片和一些塑料封面的小笔记本。有一些是父亲少时和年轻时的照片,穿着中山装拿着钢笔的伏案工作照,有穿着灰色长风衣在水库大堤上手指远方照,有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聚精会神读《人民日报》照,还有摊开双手在大会上作报告照,每一张都打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迹,看得出年轻时的父亲心中有个红太阳。往下便是母亲的照片了,有烫着波浪头的母亲,有留着学生头的母亲,有梳着两条长辫子的母亲,还有梳着蜈蚣辫的母亲,还有几张照片是黑白的,应该是母亲在文艺宣传队时的演出照。有一张是母亲穿着军装弓着腿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照片,还有一张是母亲穿着一身补丁衣服,扎着长辫子坐在板凳上侧着头看着一旁,一旁站着一个笑盈盈的老头,手里拿着一根线。这是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那段戏。我仔细看了看“杨白劳”,长脸、高鼻梁,因张着嘴看得出有一口好牙,好像有一圈络腮胡子,是的,络腮胡子。天啊,真是冤家路窄,这头狮子竟然一直关在我父亲的箱子里。
  我想起来了,父亲是认识他的。那时我父亲师范读了两年,因“文化大革命”未能完成学业,回到村里当小学代课老师,一年后调镇公社负责宣传工作。父亲说,那个时候他负责四处刷标语,出黑板报。后来他用攒了三年的工资买了一部海鸥牌相机,那是全公社第一部照相机,父亲也成了全公社第一个会照相的人。母亲的那些演出照片全是父亲拍的。父亲那个时候穿着他的中山装,骑着他的凤凰牌自行车,带着他的海鸥牌相机,十里八乡地追赶着母亲。记得在奶奶去世后的那个冬天里,我们围坐在炭火边,父亲喝了些酒,便央求母亲唱歌,《红梅赞》《珊瑚颂》《绣红旗》《南泥湾》《马儿啊你慢些跑》一首接一首。他们最后还一起合唱了《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也长明。伟大的领袖灯前坐,铺写祖国锦绣河山……”唱到最后两人都热泪盈眶。那时,我不明白几首老歌会让他们如此伤感。慢后才渐渐知晓那一代人历经风雨磨难,像我家门前石磙旁饱受虫害的桃树,满身伤疤,又流出许多亮晶晶的桃油。
  父亲有一次对母亲说,我当年那个相机就是为你买的。
  如今,这个相机就在箱子里,全金属的机身,褐色牛皮包裹着,那个深邃的镜头凸出来,像一只眼睛在看着我。
  我继续翻着照片,还有许多母亲与周向楚一起演出的照片,或是田间地头,或是学校礼堂,背景都是超大毛主席像,拉的横幅都是大桥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多少次母亲与周向楚四目相对,笑容满面,各自的眼睛里都像浸过油,亮晶晶的。看得出周向楚是喜欢母亲的,他的目光温和又真诚,像初夏的风,也像初夏的太阳,全落在母亲身上,绝不是做戏能达到的境地。而我母亲只是单纯地在表演。这赤诚多少令我有些动容,他是真心喜欢我母亲的。
        有这样的目光落在我母亲身上,我即便不回来,我亦很放心。我将父亲的遗像摘下来放在箱子里,一手提着那只樟木箱子,一手拖着行李箱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此时母亲也刚好从房里出来,她脸上的泪痕还没干,眼睛红红的,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肩上还背了一个鼓鼓囊囊的挎包,这也是打算要说再见的架势。
        她准备去哪里?回娘家?还是去周向楚家?我心头一紧,脏腑一阵跳动,有种绳索要即将断裂的感觉。
        母亲说,没想到三十年了,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是一只白眼狼。
        我的母亲终于将我砍在了砧板上。我说,您要去哪里?我的亲妈,这是要让我死吗?
        母亲说,是你不让我活。
        我真的要死过去了。我说,你的事我没有阻拦你,何苦要为了一个瘫痪的老头跟自己的亲女儿闹成这样。真是可笑。这般遭了疯魔,只会让我更加的痛恨那头瘫狮子。他是给你灌了迷魂汤还是下了巫蛊?老了老了还这么不自重。残废了还要算计自己的女学生去伺候他下半辈子。怪不得要瘫痪,怪不得流离失所,怪不得晚景凄凉,报应,报应啊!
        母亲叫道,你给我住嘴,混账东西!
        我说,你不用收拾东西出门,这个房子是爸爸留给你的,要走也是我走。我这只白眼狼不孝,不能很好地赡养您,这是我的错。但无论怎样,你是我的妈妈,生了我又把我拉扯大,你对我没有二心,同样我对您也没有二心,我只希望你能过得舒坦过得舒服。我指着条桌上那堆红彤彤的东西说,那是给您买的,完了告诉我,我再寄。您保重,再见。
        我转身去拧大门的锁。我逼迫自己一定要果断一点,不能有一丝犹豫。我的左手提着我的父亲,我身上淌着他的血脉,我不能背叛他(我父亲生前对我说的,人立于世上一不能背叛祖国,二不能背叛祖宗,三不能背叛心灵)。
        高洁!
        母亲叫我,但我还是打开了门。
        高洁!
        我毅然走了出去。门外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了。
        高洁!
        母亲追了出来,她拉住了那只樟木箱子。她终于软了下来,她说,妈妈错了,妈妈不该说我的儿是白眼狼,你不是,你一直都是妈妈的骄傲。可是妈妈也有妈妈的苦衷。
        我终于响亮地哭了。母亲一把拥住我,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我很久没有享受母亲的怀抱了。我们在黑夜中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相拥在一起。别扭又温暖。
        母亲说,回吧,我们娘俩好好说一回话。

5

        如果早知道母亲的身上有这样一块伤疤,我定会阻止她揭下。那些脓与血结成的痂,无论历经多少岁月都不会真正与皮肤融为一体,它突兀地存在,呈现麻痹状态,不碰到,可以相安无事,但如果碰到了,疼痛依然凌厉而尖锐。
        母亲说,周老师不是生下来就瘫痪的。
        我说,当然,要不怎么能下乡当知青呢,又怎么能教您唱歌跳舞呢?他是中风了吗?我是说脑溢血。
        母亲说,不是。然后母亲就没再说话了。
        我试探地问,难道他的瘫痪跟您有关,是您把他弄残废的?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她闭着眼睛斜靠在高枕上沉默着。我想这一定是深藏于母亲心中的秘密,是难以启齿的。我隐隐感知到了某种沉重与压抑。不能说的硬要说出来,是件多么残忍的事。那些言语带着锋利的弯钩,每吐一个字就会在心里划拉一下。就跟我至今都不愿想起父亲临死前的那段日子,我知道他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可是巨额的医疗费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亲戚们该借的都借了,单位上该捐的都捐了,那场疾病拖了三年之久,家里真的是油尽灯枯了。与医生交谈,说父亲只是在挨日子了。我不知道父亲还要挨多久的日子,而我还有一个活着的母亲,她没有工作,完全需要我来赡养,这都需要钱。以前一直隐瞒病情鼓励父亲战胜病魔的我,在那个鞭炮声响万家团圆的除夕夜,我站在病床前冷冷地对父亲说,爸,你知道吗?你患的是癌症,淋巴癌已到晚期了,我、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泣不成声说完这句话,父亲没有任何表情。但在夜里12点的时候,父亲一阵呼吸困难,来不及按铃喊医生上吸痰器,父亲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床上,顿时血色全无,苍白得如同一具石膏,他死得如此迅速而决绝,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以前每次呼吸困难,父亲都要挣扎半天,忍受吸痰之苦,一次次死而复生。我一直觉得父亲是含着对我的恨意去世的。是我逼死了我的父亲。关于父亲的死我至今没有对母亲说,我不能说,说不出口,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责,忍受心如刀绞的痛楚。
        我不想让母亲说出来了。
        我说,妈,睡吧,忙了一天,累了。
        母亲闭着眼睛说,一晃也四十二年了。
        母亲说起了1974年的春天。那是春天,但春没有立起来,异常寒冷,下了三天的雪粒子,一天到晚打得窗户噼啪响,像扔豆子。接着就是三天的鹅毛团,铺天盖地,直到雪埋膝盖。水缸的水都冻成了冰凌。下雪不冷化雪冷,到处湿答答的,走在外面,手如果不笼在袖子里,你会感觉那风长了牙齿,在啃你的指头。
        天冷,无法进行春耕生产,队里的农活都停了,村庄难得地清闲。公社领导便安排文艺宣传队下各个生产队演出,一则慰问社员,二则为春播耕种作动员。母亲那个时候二十出头,已经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当家角儿。当时宣传队正排练一个新节目,叫《社员个个顶呱呱》,春风吹开遍地花,天上桃园开仙花。地上人民谱神话,挺直了腰杆来当家。社员个个顶呱呱,嘿,顶呱呱……这是周老师自己谱曲填词的歌曲,不仅宣传队所有演员参演,各个生产队也要出几个人参与节目排练,小到三岁走,大到九十九,男女老少,满台人载歌载舞,表现公社生产和收获时的劳动场面。已经演出两次了,不仅群众叫好,连公社的领导们也都非常喜欢很是满意,几次交代周老师要加强排练,精益求精,等节目成熟了到区里县里去演一回,让区领导县领导看看咱们公社社员的风采风貌。
        宣传队排练节目的地方就在那所小学里,方便周老师课余编排节目。周老师上课去了,一摊子人就交由母亲来安排,或是继续排练或是原地休息。周老师对我母亲很是倚重,宣传队姐妹们就私下里开我母亲和周老师的玩笑。每次母亲申辩反驳翻她们白眼时,周向楚就会在人群里喊,文梅,文梅,过来,我们把这个挑担子的动作跳给他们看!姐妹们便一阵哄笑。周向楚继续说,我和文梅给大家伙跳一段,你们看看真实的挑担子跟舞台上的挑担子的区别,女人挑担子和男人挑担子的区别。姐妹们说,快去,让我们看看真的跟假的有什么不同。母亲哼一声,大辫子骄傲地一甩,落落大方地走到中央,与周老师一起挑担子。姑娘们啊快收割啊,小伙们啊来挑担啊,嗨哟嗨哟嗨哟,双脚踏得尘飞扬啊,劳动的号子震山响……
        那天母亲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排练,经过公社,看到公社门口的水泥影壁上用红漆刷了“打倒臭老九,破师道尊严”十个字。字是刚刷的,红色的漆顺着笔画流下来,像流血一样。母亲打了一个寒战,前几年因为周老师的右派身份被红卫兵押着满大街游行,戴高帽子,架土飞机,天天挨批斗,差点没死过去。才宽松了几天,风向说变就变了。她警犬般地从风里嗅出一股血腥味,母亲的后背流出一身冷汗,她飞奔到学校。还好,排练正常。
        办公室的角落里生着一盆炭火,几名生产队参演的社员蹲在那儿向火,一支叶烟你抽一口我抽一口,办公室里一股刺鼻的烟味儿。周向楚一看见母亲就招手道,文梅,快来快来,咱们把舞台上收割的动作展示一下,这个大妹子又忘了。一边的姐妹们又是一阵笑。
        母亲问,周老师今天没课吗?
        周向楚说,哈哈,你记性更差,今天是星期天。
        哦。母亲稍稍松了一口气。看着气氛好像没什么要紧的,可能是公社例行公事喊喊口号而已。打倒了臭老九,学生们到哪儿去读书?打倒了周老师,这么好的节目还怎么到区里去展演?真是瞎担心。
        母亲开始示范周老师编排的收割动作。左腿弓步,右腿绷直,身子下倾,抓稻、挥镰、抹汗。手上没有镰刀,但只要心中有,观众的眼里就有。在母亲再次直起身擦汗时,她看见操场上忽然涌进许多学生,有十多个高高大大的男生,应该是初中生,也像二流子。他们一番东张西望后来到这个大办公室,然后趴着窗户观看。他们犹如看西洋景,兴奋地吵吵,哎哎哎,你们快看,还有个男的跳舞,跟女人一样扭啊扭的,哈哈,好不害臊哦!
        周老师朝窗户这边看了看,眉头皱了皱,微微有些生气。母亲说,小孩子无知无识,别理他们。
        窗外又在叫嚷,嘿,还是个络腮胡子呢,我奶奶说长络腮胡子的都是畜生投胎,哈哈,畜生还会跳舞。
        窗外一阵哄笑。
        虽是孩子,但出言恶毒,充满了挑衅。周老师真的生气了,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这帮野崽子们。母亲心里一咯噔,这群孩子今日来得邪门。她拉住周老师,说,又不是您自己的学生,这年头莫要管闲事,管不得的啊,而且您又是外地的。母亲只想息事宁人。花坛里背阴的地儿还有一堆堆的雪没有化尽,寒飕飕的,天空也是阴沉沉的,这天总让人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周老师站在廊檐下,袖子一挽,吼道,你们几个过来!
        那群大孩子嬉皮笑脸地过来了,问,怎样?
        周老师问,你们刚说谁是畜生?
        为头的那个大个子不紧不慢地说,我奶奶说的,络腮胡子都是野兽转世。
        话说完,那群孩子叽叽笑了起来。
        周老师说,你奶奶是几几年生人,你是几几年生人?你奶奶是封建社会里长大的旧人,你是受毛主席思想哺育的新人,全中国的四旧都破了,就你们家没破?张口闭口投胎转世,一套迷信说辞,我看你的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周老师手指着校门大声说,赶紧滚回去学习,没事别出来捣乱!
        受训的那个大孩子突然抬起头,一双眼睛疯牛般横了过来,裤腿旁的手握成了拳头。
        周向楚的火也被勾上来了,上前捏住他的下巴,说,嘿,你小子不服气?劲鼓鼓的,想干仗啊?
        那个孩子抬起腿一阵乱蹬。周向楚一番躲闪,然后卡住他的脖子,将他抵在廊檐的柱子上,死死摁住。那小子脸憋得紫黑,却高声叫着,你们看老师打学生了,老师打学生了!
        周向楚驳斥,告诉你,这不是打,是教育。
        那小子呸了他一口,说,教育?你这是教训,是奴役欺压学生。说着喊了一句口号,打倒臭老九!响应党中央号召,破师道尊严。
        周向楚一惊,手顿时松开了。他像是一下子顿悟了过来。喃喃自语,又变天了。
        很快,公社革委会的唐主任领着一干人就赶来了。唐主任披着一件军大衣坐在办公室中央,黑风罩脸,额头上有一片乌青,一看就是伤淤。他还没问上两句话,就把周向楚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分子。他的录音机、歌词本连同他的自然卷头发和右派身份,再次成了他资产阶级作派的物证。说他的教学是意图资产阶级复辟。
        母亲听不下去了,她说,唐主任,您今天喝多了吧?
        唐主任愣了一下,随即听出了我母亲言语中的不满。冷冷一笑,说,文梅啊,你贫下中农,思想觉悟要高,要与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毛主席说过,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母亲说,毛主席也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您怒气冲冲地来,来了就听了两句一面之词就说人家是修正主义,是搞资产阶级复辟,您这样的工作方法,人民群众不认账。
        唐主任嘿了一声,却没有嘿出下文,脖子伸得老长,像是哽住了。
        母亲说,我看您今天不像是来解决师生矛盾的,您是专程赶来定罪的,哦,只怕这场事故的引线也是您放的吧。
        文梅,你给我闭嘴!周向楚大声呵斥母亲。
        唐主任头上火冒出三丈高,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一只搪瓷缸子吓得浑身发抖。唐说,你脑子严重不清白,我看你不要留在宣传队了,省得荼毒广大群众。
        母亲顿时哽住,她觉得她身上的要害被人给拿住了,动弹不得。周向楚说,今天不排练了,你带着乡亲们都回吧。又朝众人拱了拱手,说,乡亲们都回去吧。
        看这架势,大伙儿知道周向楚老师是又要挨整了。一路上也都替他惋惜,一个省城来下乡的知识青年,落在这地方,无依无靠,又是个右派成分,平时连大声说句话的日子都稀少,见谁都是笑脸,就这么个谨慎人,还是躲不过灾难。
        一路上母亲却是又焦急又愤慨,又惧怕又担心。在冷风中走了一段路,心情松散了一些,她觉得刚才不应该表现得那么强硬,应该圆滑机智一些。既不让周老师吃亏,又不得罪唐主任,两全其美多好,那么冲动干什么,于己于人都不利。母亲为自己讲话不知轻重很是懊悔。

6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赶去了学校,才一夜,学校已经变得她不认得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风吹得呜呜响,像传说中妖怪在兴风作浪。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糨糊混合墨汁的腥臭味儿。大字报贴不下了,学生们还在到处贴,连花坛的杨树柳树上都贴满了。过去的大地主死了办丧事也没有这个场面。母亲头皮一阵发麻。
        大办公室里,校长与老师们在矮凳子上坐成两排,一个个低着头,拿着小笔记本作记录。唐主任坐在一侧的高椅上,鼓眼子将军般怒目圆睁,一个男学生站在前面举着一张《人民日报》结结巴巴地读着:“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消、消(肃)清,旧的传充(统)观念还是很元、元(顽)强的。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力、形力(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没有看见周老师,母亲心里一沉。悄悄向自己生产队的一位小妹妹打听,小妹妹两边看了看,没说话,直往前走。母亲跟了上去,在学生厕所旁看到了周老师。一夜之间,周老师像变了个人似的,一件土黄色的棉袄,到处是破洞,棉絮挤汤圆似的到处挤出一坨坨来;自然卷的头发失去油润,蓬得像树上的鸟窝;络腮胡子明目张胆,黑黢黢地绕了一圈,消瘦加上憔悴,越发地显得脸更长了。他拿着一把竹扫帚,正清扫垃圾。他的背驼着。
        周老师看到母亲,连忙转过身去。不想他背上居然背了一只大破鼓,两根鼓槌还吊在下面。母亲认得这是她们生产队的一只鼓,族里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用于开春的时候敲打,以此催促农事,吓跑害虫的。破四旧时被人用刀把鼓面划烂了,鼓就此废了,废鼓一直放在公社的仓库里。不用说,这鼓一定是唐主任示意这么做的。
        周老师意识到那鼓的不雅,又慌慌转过身来,还是觉着不妥,看见母亲走过来了,索性抱着竹扫帚躲进了男厕所。
        母亲在厕所外面叫周老师,不应声。不一会儿从里走出个枯猴一般的小男孩,边提裤子边唱歌,“周向楚,周向楚,资产阶级纸老虎,背上背个大破鼓,敲一下,噗!”
        你个小毛崽子,站住!母亲一把扯住那孩子的衣领,那孩子泥鳅样挣脱去,在远处向母亲抛了块土疙瘩,正中母亲的脚踝,母亲哎哟一声。那猴崽子又唱道,“新姑娘,会情郎,情郎嫌她不漂亮,躲在茅房不出来,撅起屁股晒太阳。”
        母亲跛着脚追了上去。那猴崽子嘻哈着一闪就不见了。母亲气得头晕,站在教室前的长廊上脑海中一片茫然。
        文梅。有人叫她。她扭头一看,是唐主任。
        唐主任说,你跟我来。
        母亲呆呆地跟在唐主任后面,进了校长的寝室。唐主任顺手关上门,母亲将门又打开。唐主任哈哈一笑,说,文梅同志,自我保护意识强,值得表扬。唐主任说,开门见山吧,我们宣传队一直都是你挑大梁,自古能者多劳,组织上要给你压担子,公社的节目《社员个个顶呱呱》由你牵头继续编排,我们去年就报到了区里,区里报给了县里,区领导和县领导对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重视,你要负好责。你成分好,业务精,组织上信得过你,这也是你个人挣前程的机会,弄好了,我们可以保举你进军区文工团,到时入党提干,把泥腿子洗得一干二净,永远脱离农村。
        唐主任说得像打机关枪,“哒哒哒”,母亲被扫射得晕头转向。但她还是听清楚了,她没有被开除出宣传队,还可以牵头排练这个重要节目,而且还可以一步登天去往更高级的地方。周老师栽花育苗,长出的一个桃子,快要成熟了,却要被她采摘。桃子诱人,军区文工团也诱人,她仿佛听到了来自区礼堂、县礼堂打雷般的巴掌声。
        唐主任又说,不过……
        母亲问,不过什么?
        唐主任说,组织上信任你,你也要向组织证明你是可信任的。
        母亲问,怎么证明?我一定会好好排练的,遇到有拿不准的地方我会虚心请教周老师。
        唐主任连连摇头,说,糊涂,无产阶级的节目怎么能让右派分子玷污,这是对毛主席思想的不尊敬,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尊敬。你晓不晓得?唐主任说,碰到这样的人,稍微有点觉悟的躲都躲不赢,你还往上凑,你叫组织怎么放心把任务交给你。
        母亲说,这……
        唐主任说,这什么这,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一声。要尽快,节目不能耽误。
        母亲没动。
        唐主任说,回去,回去好好想想。
        母亲依然没动。
        唐主任敲了敲桌子,说,喂,文梅同志,文梅同志!
        母亲说,我想好了,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我与周向楚划清界限,我向组织保证,我会抓紧编排,使节目成熟,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唐主任一拍大腿,说,好!文梅同志,我是一直都很看好你,也很器重你,这个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7

        排练场地依然是在学校里,天晴就在操场上,下雨就在办公室里。起先母亲心里别扭,特别怕碰见周向楚,每天便控制饮水,尿涨屎涨都憋着不去上厕所。母亲发现周老师也是怕见她的,不小心遇见了,远远地就背着那面破鼓绕开了。偶尔,母亲实在憋不住了去厕所,在拐角处咳一声,周老师就会躲进男厕所。
        但还是免不了有看一眼的时候,看一眼,母亲的心里就像喝了汤药一般,又酸又苦。不到三十岁的周老师看起来已然像个小老头了,一脸的胡子也是卷的,快跟头发长到一起去了。身上那件破棉袄脏兮兮的,主要是背上背的那面鼓,豁了口的鼓面,和吊着的两根棒槌,这样的形象令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像一块美玉突然生了裂,这瑕疵就跟长在心里一样,受迫害的周老师每天都折磨着母亲。在沮丧与痛惜过后,母亲对周老师渐渐生出的隔阂,日久对老师也有了嫌弃与厌恶。
        她去厕所再也不故意咳嗽了,周老师躲避不及碰见了,母亲昂头而过,看见了跟没看见一样。时间长了,各自倒也坦然。
        排练没几天,公社就接到了县里节目调演的通知。母亲曾幻想过的县礼堂海潮般的掌声成为了现实。特别是灌溉一场,其他演员每人手拿葫芦瓢随便往天上一扬便匆匆下场,最后出来的母亲肩担一对桶,一上场连着三个大跳,稳稳落地后开始点翻,接着串翻,绕着舞台串,速度越来越快,像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舞台都被母亲扫出一阵风来,两侧的幕布都被吹动了。整个礼堂除了侧幕的乐队声响,台下鸦雀无声,待母亲稳稳站住,笑容满面向舞台一侧挥手喊道,“哎,队长,水满啦!”底下顿时掌声雷动,连县领导都忍不住站起来鼓掌。掌声弱了又变强,弱了又变强,一波一波如潮水一般久久不息。演出完后县领导上台与演出人员合影。县委书记握住母亲的手说,你旋转的时候,我们在台下为你吊着心,真怕你飞啰,真不敢相信你是来自农村文艺宣传队的农民演员,你的水平,专业的舞蹈演员也未必比你强,你是人才。
        那一刻母亲的脑海里全是周老师的影子。她想起上学时,周老师给她练竖叉、下腰、旋转、点翻、串翻,寒暑不断,才有这样的好身段和基础。最后这场灌溉也是周老师特意为她量身定制的。周老师要的就是这样的高速旋转,不这样无以表现农民对庄稼、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丰收的期待。
        从县里回来后,一干人在学校里落脚。喇叭已经播出了演出成功的消息。母亲去厕所看见了周向楚。周老师本是想避开的,但却迎了上来,在一旁的菜地边捡了一支木棍在地上画了几画,然后朝母亲看了看就又钻进了男厕所。母亲上前一看,地上画了一个伸大拇指的拳头。一时间母亲心内如潮涌。她贴着厕所墙壁说,周老师,谢谢你。然后哭着跑开了。
        半个月后,公社突然决定开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的批斗会。批斗会前照例是宣传队演几个节目。母亲那天唱的是《公社是棵常青藤》,“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个个都是藤上的瓜……”
        批斗会说是批斗所有的臭老九,但其他教师好像只是走了个过场,唯有周向楚是批斗重点。那天他站在台上,背上倒是没有背鼓了,但人依旧驼着,好像那鼓还压着他似的。唐主任在铺了红绒布的条桌前坐着,桌上一只话筒、一本红宝书。唐主任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然后他念了几张说是学生检举揭发周向楚的信。说周向楚自恃是省城来的知识青年,瞧不起农村穷孩子,上课教书态度十分随便;说周向楚偏爱女学生,给女学生的分数给得高些,男学生分数给得低;说周向楚暗示学生要家长给他送鸡蛋吃;说周向楚打着家访的幌子四处骗吃骗喝;说周向楚趁同学午休期间摸女学生的身体……起先台下是一阵笑盖过一阵笑,但最后一条令台下一片哗然。有些家长已经开始骂爹骂娘了。
        台上的周向楚双目圆睁,对着台下群众说,这是瞎说的,这是瞎说的啊!没有的事,天啊,没有的事啊!
        唐主任说,你是说学生们在陷害你?
        母亲知道这是莫须有的事,是捏造的。批斗会散后,台下的学生和部分家长纷纷涌上台,将周老师打倒在地。母亲拨开人群挤上前去,连连喊住手,住手!喊着喊着,一个高个子男生抬起一脚直踢到周老师的裆部,周老师顿时惨叫一声,捂着裤裆哀号着满地打滚。这一脚太阴毒了!母亲的心也跟着蜷缩起来。学生们还没有停止拳脚。母亲心里长出千万双手想要替恩师挡一挡,但是她无能为力。看着周老师这样被作践,她真心地感到疼痛,她好像自己也在遭受着摧残与折磨。看着周老师揉搓裆部,丑陋又粗鄙,她难以忍受,她想起周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便突然飞起一脚踢向他,她想着与其尊严受践踏还不如给他个快行。这一脚将周老师从台上踢到了台下,摔在地上的周老师一阵痉挛,很快便一动不动,只睁了睁眼看了看母亲,就紧紧闭上了。
        就是那一眼,深深刻在了母亲的脑海里。母亲觉得周老师满含绝望,他的心死了。在那紧闭的双目前,母亲仓皇又惊恐,她抱着头尖叫,凄厉又哀伤。她一下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事。她怎么可以这样待他?是她令老师绝望的、心寒的,他教会她唱歌跳舞,教会她快乐的生活,可她却要结束他的生命。母亲自己都觉得这多么讽刺,这是天大的罪过,是不可原谅的孽。在那紧闭的双目前,母亲仓皇又惊恐,她抱着头尖叫,凄厉又哀伤。
        母亲讲到这里时已经泣不成声了,她捶打着自己的胸部,又敲打自己的头部。她说那双眼睛像两只灯泡经常亮在她的记忆里,照着她,烤着她,搅扰得她日夜难眠。
        我抱着瘦弱的母亲,像抱着一个对人世感到恐惧的婴儿,我拍抚着她,亲吻着她。挤穿这积压了四十二年的脓包,疼痛必定是穿心的。我感同身受。
        待母亲情绪稍稍平复后,我问母亲:周老师最后怎么样了?
        母亲说,当时学校的校长用目光狠狠剜了我,然后将此事报告给了公社党委书记,书记说绝不能出人命,要迅速抢救。后来镇医院转县医院,县医院转地区医院,地区医院转省医院,抢是抢救过来了,但从此人就再也没有回来。
        而之后没多久,唐主任托人带信给母亲,叫母亲到学校去找他,有重要事情。那时正值夏收,学校放了农忙假,没有一个人。母亲去学校后,唐主任欣喜地告诉她,县领导看重她是个人才,想以招工的形式让母亲去县城工作,推荐的表格已经寄来了,只差母亲的签字和他的盖章了。虽然周老师的事令母亲终日郁郁寡欢,思想包袱沉重,但是能去县城,离开这鬼地方母亲还是很向往的,想着换一个地方或许会好一些。她对唐主任说了声谢谢,然后签了自己的名字。
        唐主任从抽屉里拿出红色的木质革委会公章,蘸上印泥后,欲盖却又放置一边。唐主任忽然一把搂住母亲说,文梅,你太漂亮了,可想死我了。说着一张臭嘴拱了上来。母亲一阵恶心,怒火直蹿到头顶。她死命推开唐,说,你再这样,我就喊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唐说,文梅,好文梅,就一次,你从了我,我立刻盖章,你从此展翅高飞做城里人了。我不图你回报我什么,就只这。啊,好文梅。说着扑上来,意图用强。
        母亲死命捶打,挣扎中,抬起一脚踢中他的要害,唐夹着双腿倒吸一口凉气,不由得怒气冲天,说,你真是狗坐轿不识抬举,这张表格你休想让我给你盖章。你就一辈子待在农村吧!
        母亲拿起那张表,撕个稀烂揉成一团砸向唐的脸上,又将那枚红彤彤的公章“砰砰砰”杵在他的脸上,弄得他一脸的革委会红章印,像撑采莲船的丑角。母亲说,姓唐的,你莫把我文梅瞧扁了,你姑奶奶我不吃你那套!

8

        母亲与父亲结婚是在1979年,那时我父亲追求母亲已经有六年了。父亲在1972年的时候就向母亲表达过他的心情,但母亲没有接受。但因为父亲的执着与真诚,母亲也渐渐转变了态度,尤其是发生了周老师那个事件后,母亲一度陷入抑郁状态,得亏父亲开导陪伴,母亲才慢慢走出阴影。1979年春上父亲去省城开会,回来给母亲传递了周老师的情况,说周老师的身子在省城调理了一年多才好转,恰逢文革结束,知青返城,他就顺势留在了城里,1977年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消息,母亲的心里才稍稍安稳些。有妻有子有家庭,居在大城市,周老师的苦日子总算结束了。父亲一说,母亲就为周老师念阿弥陀佛。
        在我读大学时,父亲又去省城开会,回家后跟母亲说周老师已经随儿子去往美国,再也不回来了。母亲哦了一声。那天我在场,我明显感到一直凝结在母亲眉头间若有若无的那点愁容彻底消散了,像是一下晴了天。母亲像是对父亲、又像是对自己说,周老师这个结局蛮好,好人最终还是有好报。
        八九十年代,说起移居美国,人人眼里都羡慕得掉出火星子来,好像美国是人生的美景湾,去美国,就像童话里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美好生活一样,是美满幸福的大结局。
        母亲高兴,我和父亲也陪着一块儿高兴。晚饭时母亲说想喝酒,父亲就开了一瓶红高粱,给母亲斟一杯,自己斟了一杯,最后给我也斟了一杯。父亲对我说,丫头,小酌怡情,学习喝点酒,人生路上多个伴。那晚上为着周老师童话般的结局,我们一家三口喝了个小醉。留着残羹冷炙在桌上也不去收拾,母亲竟去房中将束之高阁的手风琴抱出来,边拉边唱《祝酒歌》:“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时刻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父亲被这一连串的“来来来”鼓动,也五音不全地掺和进去。唱完这首,母亲跟父亲还对唱了《蝴蝶泉边》,之后母亲单独唱了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母亲自己唱得眼泪汪汪的,我和父亲也为之动容。父亲说,文梅,唱个高兴点的吧,我们仨都会的。母亲笑着抹去眼泪,说,好,《打起手鼓唱起歌》预备齐,“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光。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一家欢快地唱着《打起手鼓唱起歌》。没多久,父亲就开始起病。三年后,我大学毕业,父亲便去了。留在记忆中最温馨最最快乐的便是那次趁着醉意,与父亲手拉手唱歌跳舞。
        我们以歌声为遥远的周老师饯行,祝福他在富有的美国国土上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我从未想过他会回到这偏僻的小乡村,回到母亲的生活中,更未想过几十年后,我的母亲要嫁给他。
  母亲说她是去年到娘家去走亲戚,偶然听到族里人说起周向楚。母亲一惊,问,周向楚?哪个周向楚?族人说,就是文革前下乡插队的那个知青,后在小学里教书,会唱歌会弹琴的那个周老师。
  母亲问,他不是去美国了吗?
  族人说,他回来了,现在就住在他当年插队的那户人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插队的那户人家搬去广州了,房子空着,给他住。
  母亲内心一时天雷滚滚、狂风骤雨,摆好的酒席也顾不上吃,租了辆摩托车急急赶去那里。那户人家是外墙贴了白瓷砖的小楼房,在河边上,河对岸是一条铁路,隔不多久就会有火车轰隆隆驶过。田野里油菜花开了,萝卜花开了,紫云英也开了,黄的、白的、红的,一如母亲哼着歌儿去上学的那个春天。
  一进屋就看见了周老师。他正捧着一只小碗吃饭。一头卷发全部变白,连络腮胡子也白了,但两只眼睛还是那么光亮,像两支燃烧的火炬。这眼睛发出的光烧灼了母亲几十年,如受烙刑。那次一见,母亲心里五味杂陈。过去的事像长了翅膀似的全飞奔了过来。
  母亲叫了声,周老师,别来无恙。
  周老师搁下碗筷,将自己的一双腿正了正,缓缓站了起来,问,您是?
  母亲流下眼泪,走上前去,说,我,文梅啊。
  周老师踉跄一下,赶紧扶住桌子,拖着右腿走了几步,认真看了看,哽咽着说,是你,果真是岁月不饶人啊,你也是这般年纪了。
  母亲说,我们都老了。周老师,我是专程来向您说声对不起的。当年我做错了,把您害惨了。
  周老师泪流满面却大手一挥,说,没做错,文梅,我知道你那一脚的用意。你是见不得我挨整,想要替我解脱。
  母亲突然百感交集,一下子哭出了声。周老师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蒙上天怜悯,我们都还活着。最成功的人生是寿终正寝,你我还有努力的机会。哈哈。
  自见了那一面后,母亲便隔三岔五或乘车或租车去看望周老师,次次都不空手,有时提一包鸡蛋,有时拎一尾鲜鱼,有时割一斤肉,有时提一壶酒。一去便是一天,他们在时不时有火车打扰的巨响里大声说话。
  母亲在稻场上择菜,问,您腿怎么了?瘸了吗?当年不是说没问题吗?
  周老师撩起他的裤腿,用拐杖敲了敲,砰砰响,说,1976年截的肢,一直坐轮椅,这个义肢是在美国装的。
  母亲问,您妻子呢?她应该还是挺不错的,没有嫌弃您腿脚不方便,还跟您生儿子。好女人呢。
  周老师说,我没有妻子,没娶,儿子是领养的。
  母亲定定地看着他,大半天没有话。她不知道再问什么了,当年这个男人与我父亲合伙隐瞒了事情的真相,我的母亲在爱的谎言里生活了几十年。
  良久,母亲说,您这一生真不值得。都是被我害的。
  周老师大手一挥,说,不要那样想,失去了右腿,但我获得了一门手艺——修鞋。经我修过的鞋再也穿不烂啦。我的顾客叫我铁鞋周。哈哈!在我学会这门手艺后,我常常想起当年我背的那只鼓,如果还在的话,我想我会把它修好,让它咚咚响起来,而不是噗噗,哈哈!
  关于母亲和铁鞋周的交往在乡中流言四起时,母亲根本就不去理会,她依然大大方方租着摩托车提着东西去看他。她早已打定主意,这辈子她要给周老师一个家,都是黄土埋了半截的人,所剩的日子不多,不可摇摆不定,更不可犹豫不决。但是周老师为难了,他没有房子。当初随养子去美国,真没想着回来,把自己的房子卖了,那点钱全给了儿子。在美国待了近十年,才知道叶落归根这四个字在炎黄子孙心中的分量。在他国日日思念母国,饮食不习惯、水土不习惯、语言不习惯,一切一切都不习惯。儿子的事业也是毫无起色,娶了个中国农村的媳妇,没两年离了。后来养子同国内一个大学同学做起了代购生意,隔一天他的合伙人就会发一份物品采买的清单给他,周老师就和他上街去一一买回来,保存好发票,一起打包邮寄给他同学,赚取中间的差价。
  呵呵,跋山涉水横跨太平洋到美国,却娶了个中国农村的姑娘做媳妇,待在美国,赚的却还是中国人的钱,想起来也好笑。周老师跟母亲说起这事,一脸笑容。
  周老师说,每天过这样的日子,我感到压抑,快要活不下去了。到了美国装的这条义肢已经到期了,磨损严重,每天拖着这条腿走路逛街,没有一点儿乐趣。我最后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便回来了。寄宿在城里亲戚家,没几天,刚好逢我插队的这户人家定居广州,途经省城,通过我以前的住所辗转打听到我,看到我的情况,可怜我没个安身之处,刚好他的房子又空着,无人照管,便作了这样的安排,这自然是再好不过了。这里我待了十年,有很多人都认识,也算是我半个家乡。
  母亲说,住我那儿,我有现成的房子,我们老了,何必讲这些客套呢。
  周老师心动了。
  但是文家和高家都反对这件事,母亲虽说主意已定,但也因为亲戚们俱不同意,母亲与周老师便一直没能住在一起。
  夜已深,母亲在极度疲惫中睡去。而我却难以成眠。

9

  次日里天刚亮,我下厨煮好面条等母亲醒来。吃完便开车带她去县城把她塞进一家美容美发店,硬给她盘了个头发,又选了一套大红色的棉衣和一双布鞋,到男装部又挑了一套毛料西装和皮鞋。
  我说,我要把周老师风风光光接到家里来。
  母亲说,那我们就不要耽误时间了,快点吧。
  我们抄近道,像救火一般赶往周老师的住处。在一条公路旁有一排堆满沙石的房子,里面散发着一股猪粪臭。母亲说这就是她当年就读的小学,宣传队排练节目就是在这个操场上。现在改成养猪场了。
  在一个下坡的地儿,有一座小小的水泥房子,破庙似的。母亲说,这就是当年革委会主任唐忠华的屋。
  我问,他人呢?
  母亲说,早死了,骨头都能敲鼓了。一把年纪了不自重,经常跟女同志开玩笑,伸手动脚,被人着实教训了一番,腿打残了,脑子也打坏了,到最后神志不清,疯了一样的,到处捉别人的鸡子吃,吃生的。
  我说,他当年是跟周老师有仇么?这么往死里整人家。
  母亲说,嗯,还是有点过节,这也是不久前老周才跟我说的。说是有一次放了学,老周把口琴忘记在办公室里了,都走到家了突然想要吹,便折回去拿。发现办公室门没锁但推又推不开。搭了几块砖头趴窗户上一瞧,姓唐的赤身裸体,身下还压着一个小女孩。那女孩是四年级的一个女学生,无父无母。老周哪里能看得过去,就去拍门,问,屋里有没有人?姓唐的说,是周老师吧,你出去转转再来。老周一脚就把门踹开了,然后又一脚把姓唐的踹倒在地上,姓唐的脑壳撞在火盆架上,撞了好大一个包。老周说,你禽兽不如,这还是个伢,阴阳都没分,你自己的姑娘跟她差不多大,你也能下得去手?你太他妈的不要脸了,下流货。
  姓唐的跪在地上求饶,叫他不要声张,许周老师下半年当校长。老周说,呸,我稀罕你这破校长,你这个畜生,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老周本来是打算不作声的,因为一张扬,姓唐的无所谓,关键是对那个小姑娘不好,本来是孤儿已经够可怜的了。但转念一想,不揭发,还不知有多少人被害。于是就写了份材料递到区里,可怕的是,没几天,这份材料居然握在了姓唐的手上。老周当时就知道这事瞎了。没两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破师道尊严的文章。这正好犯在姓唐的手里,拿着鸡毛当令箭,不得好好摆摆威风。
  污泥浊水的往事总带着一股难闻的腥味,听起来让人一阵难受。我打开车窗,试图让冬季田野的风钻进来,换换车内的空气。
  我说,只吃斋供的狮子发起飙来也蛮厉害的。
  母亲说,那是。毕竟是狮子嘛。
  我从后视镜看着母亲脸上泛起的红光,蓦地笑了笑。
  我终于见到了周老师,这头高大威猛又文质彬彬的“狮子”。他的目光像两枚图钉,看人总是那么定定的,像是要用这目光将你摁住。这个满头白发却又红光满面的老头气场很是强大。他跟我打招呼,嗨,你就是传说中的高洁?
  我说,你就是传说中不吃人只吃斋的狮子?
  哈哈。他笑着说,嗯,我是。
  我说,狮子请上车,我要我的母亲把你给收了。
  周老师哈哈大笑,牵起母亲的手,说,走,就按高洁说的办。
  夕阳穿过公路旁的白杨树射进我车内,金色的光芒温暖而明亮,我仿佛满载了一车黄金。这感觉太让人舒服了。打开车载音乐,是一首老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周老师说,文梅同学,咱们也唱起来——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               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
            新一辈!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
            杯,
   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
            新一辈!

作者简介
        宋小词,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中篇小说《血盆经》《太阳照在镜子上》《呐喊的尘埃》《开屏》,长篇小说《声声慢》等,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关注《微诗刊》公众号
关注人人文学公众号

QQ|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人人文学网 ( 京ICP证070305号 京ICP备12019256号|人工智能

GMT+8, 2018-9-19 20:32 , Processed in 0.232183 second(s), 24 queries .

bbs.renrenwenxue.com Discuz! X3.2

© 2001-2015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