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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公风骨   ——吴南生先生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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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3 23:54: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南公风骨
  ——吴南生先生专访
  林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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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主席吴南生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于2018年4月1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
  南公安详地走了,世上再无南公。
  此刻,我又想起了南公,想起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南公,想起了大智大勇、风骨正直的南公------
  夏日炎炎,心绪切切。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艺术委员会管善裕主任、陈韩星副主任、秘书处肖少亮和我一行,满怀景仰与诚挚之情,从汕头出发,专程驱车前往广州拜访慕名已久的吴南生先生。当我们穿过湖边翠绿的垂柳,叩开一所平常居屋的门扉时,迎接我们的是满头银丝的南公!哦,八十六岁的老人家,竟然那样硬朗健旺,炯炯有神。我心中又浮现出印在潮剧基金会会刊《潮韵》第二期封面上的彩照:满树灿烂的红棉,映衬着银发童颜的南公。此刻,他正从封面上走出来,伫立门边,还是那满脸祥和的微笑,把我们迎进挂满字画的客厅。客厅里虽然摆着简陋的使用多年的木沙发,但那苍劲、豪雄、深沉而壮阔的书法分明在提示我们:这里的主人有着独特的风骨。果然,在两个多小时的侃侃访谈中,我们始终深深地感受到他那求实的态度、锐利的眼光和超前的思维。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
  如今还有谁对开办经济特区大惊小怪呢?然而在当年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鹏城深圳从一个荒凉贫穷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世人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现代都市。人们在盛赞经济特区辉煌成就之时,忘不了当年勇敢智慧的拓荒者们付出的心血。而南公正是主要的拓荒者。这位当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老领导,曾经提出建议和主持操作了特区创办的全过程。历史的选择使他站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充满变数与风险的特区舞台上,他演绎了革命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1979年初,省委分工吴南生到家乡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可是,阔别多年的故乡却是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楼房残破不堪,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马路污水横流,环境脏乱不堪,百姓越过越穷。这一切深深刺痛了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心。他吃不下,睡不好,心想:解放都三十年了,群众生活还如此艰难,真是有愧于那些流血牺牲了的先烈,有愧于当年舍生忘死支持革命的父老乡亲啊!他不禁想起叶帅多次对他说的话: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吴南生在海外有许多爱国朋友,他对港台等地和海外经济信息了解较多,经海外朋友提醒,他的脑际如电光石火闪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能否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集中一点,先行一步,进行改革开放试验?他分析了选择汕头试验的三个理由,并主动向省委请缨。如果省委同意,由他去办,并慷慨地说:“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真是武死战、文死谏呵!回想当年,要在社会主义土地上弄一块地方搞市场经济,并且引进外资,未免太大胆了,随时可能“犯天条,获大罪”啊!
  1979年9月,谷牧同志到广东与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特别强调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习仲勋同志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本来在省委分工中,南生同志就是分管特区工作的。办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中国,乃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没有路,只能拓荒。南生下定决心:当开荒牛去!那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如今,回眸历史,这条血路,正是“一步一个脚印”中的一个个脚印,是“摸着石头过河”中的一块块石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越来越珍惜这些脚印,这些石头,这些历史。
  南公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从港澳台和国外收集了有关经济特区的大量资料与信息。他还微服访港,多方考察,与多位金融工商界人士会晤,就特区建设、引进资金等问题交换意见。在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吴南生领导筹备小组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短短一千多字,从起草到公布,前后花了一年时间,作了十三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比如说地租,这叫法大家反对,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是个发明,大家都承认了。当时有人说条例是广东的,不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吴南生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叶帅支持了吴南生。1980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条例》公布后几天,深圳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大石后、树林里、河岸边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他们对特区充满着希望,不再偷渡外逃了。
  特区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市场经济为主,这种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可谓大破大立,展示着吴南生和他的拓荒团队的胆略、智慧和杀出血路的大无畏精神。当时吴南生和他的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今天我们中国却要求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变化实在太大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只做不说,1982年春,冷空气还是大量南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什么《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等等,铺天盖地,没完没了!一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革命先烈抛头颅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国家计委专门开会大批特批深圳,更是杀气腾腾。接着,广东、福建两个省委常委被召集到北京开会,开一次不行,又再开一次。吴南生开玩笑说:“二进宫!”大家觉得有趣,都这样说。现在回头看看,的确是有趣的历史。
  由于不堪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又过度劳累,吴南生在写下《特区工作总结报告》第九稿之后,终于患急性心包炎倒下,送医院急诊。病愈,吴老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所幸,邓小平1984年元月南下视察,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后又多次肯定特区的工作。如此,对特区的否定声浪才渐次平息。
  南公说,办成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三中全会;地利是广东得风气之先;人和是多方面的,党内、国内、港澳同胞、华侨都要求改革开放。他说,特区最大的贡献是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这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是没有腿的巨人,它从深圳起步,走向珠江三角洲,跨越长江黄河,走遍全国。它走到哪里,那里的计划管理体制就土崩瓦解。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的诗句正是特区建设征程的写照。
  长空里,鸿雁传情……
  吴南生出生于汕头潮阳,粤东大地哺育了他。1936年,他才14岁,参加了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他革命坚定,意志坚强,机敏勤奋,工作出色,17岁时即1938年担任汕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8岁担任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1942年6月,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事件爆发,廖承志等多位党的领导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这危急关头,党组织决定由吴南生负责掩护南委书记方方等一批领导干部,并将他们安全送达重庆红岩,转赴延安。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对革命悲观失望,勾结国民党恶棍,有叛变投敌嫌疑。中央南方局决定把姚铎送到重庆,监送姚铎的重任落到吴南生身上。他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终于安全地将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后来姚铎在重庆叛逃回汕,南方局经吴南生通知潮汕党组织周密部署,处决了姚铎。
  1944年,他北赴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将精锐部队50多万人空运东北,挑起内战,党中央号召延安干部到东北去。当年23岁的吴南生积极响应号召,和新婚妻子许英决定去东北,于是随中央党校大队踏上征途。1945年11月,长城内外,寒风刺骨,冷得可以冻死人。从延安到东北,历时10个月,跋涉几千里,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靠一双脚板走路。天气越来越冷,行程越来越难,战乱令他们多次改道,进入内蒙古大草原,三进三出赤峰,终于穿越大草原,抵达东北。吴公回忆那一望无际、清新壮美的大草原时,赞不绝口。而让他更加念念不忘的是草原上的贫苦百姓,那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老百姓很苦,有的全家冬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就谁穿。他们主动带路,使队伍避过了许多凶险。
  大草原的历程虽然过去60年了,但老人依然情牵草原!当他从《羊城晚报》上得知草原爱心团队的事迹后,立即决定加入爱心团队,经与夫人商量,决定资助赤峰市十名贫困学生。这些孩子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家中经济非常困难,他们深深地牵挂着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据热心人士说,每年资助小学生600元,初中生1000元,十个孩子一年6000多元就够了,但两位老人一定要寄一万元,他们说:“多出来的让孩子们改善改善伙食吧!”每年,他们都将深情的期望与关爱寄向数千里外的大草原。长空里,鸿雁传情……
  最近,人们又在传颂南公向宋庆龄基金会捐资100万元的事迹。2007年7月1日,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揭牌仪式在广州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胡启立出席仪式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一起为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揭牌。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吴南生也出席了仪式。他向基金会表示:以个人名义向基金会捐资100万元。
  解放战争时期,吴南生在东北工作,1949年随解放大军南下,回到广东,作为军管会领导人之一,进城接管汕头。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十年浩劫受严重冲击。“文革”结束后重新出山,历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南公的历史和人生是多采而辉煌的!
  潮音今已动宫墙
  半个多世纪以来,南公就一直关注潮剧。他关心着体制的运作,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剧目的创作,内外的交流,一句话,关心潮剧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至今在潮剧界和国内外潮剧观众中,仍然流传着吴公关心潮剧的许多佳话。近几年,他曾多次热切地对省委有关领导谈及潮剧的振兴繁荣,希望建立基金会,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促进潮剧的改革与发展。
  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在省委蔡东士副书记的倡导和支持下,在潮汕各市党政领导的积极配合下,在基金会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11月5日,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宣告成立了!基金会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兴潮剧艺术,资助潮剧文化发展,推进潮剧文化的传承、改革与创新,促进潮剧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潮剧文化在促进潮汕经济发展、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些,与南公的初衷和宿愿是那样的一致。
  其实,他与潮剧结缘的历史还要更早。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潮汕地区演出的第一个抗日潮剧《打鬼子》,就是南生同志编写的。1939年7月,日寇进攻潮汕后,一直在潮汕前线演出,是最受军民一致欢迎的剧目。当时参加演出的人员,现在还健在的,在揭阳有黄城存,在汕头有吴荣两位老同志。
  汕头刚解放时,吴南生任汕头市军管会副主任,他非常关心当时已奄奄一息的古老剧种的存亡,关心潮剧艺人的生活政治待遇。1951年正顺潮剧团废除了班主制和童伶制,当时潮汕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家在农村的童伶,都表示要离开剧团回家分田务农,若此则剧团将受严重影响,其他剧团情况也一样。吴南生得知情况后,在政策中规定特别允许留在戏班的童伶一样能分得一份土地。这就使大多数童伶愿意留在戏班继续从艺,从而稳定了潮剧队伍。这批留在剧团的童伶,不少后来成为名演员或艺术骨干。人们感激南生同志关怀潮剧、爱惜人才。
  人们不会忘怀,从1956年广东省潮剧团成立至1966年这十年,潮剧出现了难得的黄金时代,这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先后组建了广东潮剧团和广东潮剧院;两次到北京和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出,一次赴港演出,一次出国演出;拍摄五部潮剧艺术影片和一部介绍戏曲学校的纪录片。这几项大力度振兴潮剧的艺术活动正是在南生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展开的。
  1956年,广东省委决定在全省粤、潮、琼、汉四个剧种成立四个省属剧团。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吴南生奉命来汕头组建广东省潮剧团。在潮剧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吴部长得到所有六大班艺人的衷心拥护。各剧团均把最好的人才输送到省剧团,艺人卢吟词、郭石梅、洪妙等,青年演员姚璇秋、吴丽君、肖南英等,都是来自六个潮剧团的拔尖人才。省剧团不仅集中了潮剧各行当的精英,还首次聚集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艺术素养的老同志和专业知识分子,如团长林澜、副团长郑文风、导演郑一标、编剧魏启光、作曲张伯杰等。此时的省剧团,人才荟萃,群星闪耀,从此将潮剧艺术推上新台阶。1958年,吴部长又主持组建广东潮剧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召集了大批专业人才。广东潮剧团和潮剧院的成功组建,开辟了潮剧事业的新天地,带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1956年10月,中国戏剧家协会田汉主席到广州参加中国剧协广东分会成立大会,吴部长邀请并陪同田汉到汕头观看潮剧《扫窗会》、《辩本》和《闹钗》,田汉给予充分肯定,并有了邀请潮剧到北京汇报演出的意向。次年,省委宣传部组织潮、琼、汉三剧种组成联合演出团,首次到北京汇报演出。南生同志和著名学者杜国痒联系在京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方方、许涤新、蔡楚生、林山等各方面领导同志,一起做了大量宣传和接待工作,在中南海演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观看了潮剧。北京演出后又到上海、杭州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隔年,潮剧又一次到京沪演出,同样引起震动。在全国剧协主持的两次座谈会上,戏剧界领导及专家,对潮剧独特的表演艺术,优美清新的唱腔和悦耳动人的音乐伴奏,均给予高度评价。潮剧被戏剧界誉为“南国鲜花”。田汉主席在《送广东潮剧团》的诗作中写道:“法曲久曾传海国,潮音今已动宫墙。”京沪两度演出,在潮剧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偏于南国一隅的潮剧,从此跻身于为数不多的知名剧种行列。1960年5月,国家文化部和广东省委安排潮剧首次到香港演出,共演26场。由于队伍出色,剧目精彩,演出成功,港九刮起了“潮剧旋风”,街谈巷议,满城争说。接着,又接受中央的安排,代表国家出访柬埔寨。这次,中央委任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红学家王昆仑先生为团长。这次访问演出非常成功,其影响远及整个东南亚。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在剧团回广州后专场观看演出,称誉潮剧是代表国家出国访问的第八个艺术团体,张茜夫人被《芦林会》的表演感动得伤心流泪,连声称赞潮剧的表演艺术。
  应香港新联、大鹏、凤凰等影片公司和珠影有关拍摄潮剧艺术影片的要求,从1958年至1965年,经吴南生审定剧目,修改剧本,协调诸多工作关系,先后拍摄了五部潮剧艺术影片,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0年春,吴南生倡议并主持制订了《关于提高发展潮剧意见三十条》,这一推动潮剧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实施之后,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人们都说,潮剧的崛起与发展,离不开吴南生。没有他的长年操劳,精心培育,就没有南国鲜花的盛开。他尤其尊重、关爱并注重培养潮剧英才,对潮剧界的多次讲话,提出“要提倡六名主义,即培养一批名演员、名编剧、名教师、名导演、名音乐作曲、名舞台美术设计”。管善裕先生正是在他的长期关心爱护下成长起来的我省著名舞台美术家之一。
  潮剧长期以来在舞台美术设计方面人才非常奇缺。南生同志想到从外地引进人才。于是,他委托在上海工作的著名舞台美术家,时任中国舞美学会会长的苏石风挑选人才。苏石风觉得广东省领导非常重视人才,应当挑选最好的人才支援广东。经过比较,他选中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高材生管善裕。苏石风后来在《默默耕耘,硕果累累——管善裕的潮剧梦》一文中指出:管善裕“远离家乡,加入了潮剧舞美工作的队伍,并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管善裕是江苏无锡人,原任广东潮剧院副院长、现任广东潮剧院名誉院长、潮剧基金会艺委会主任。他是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设计潮剧舞美作品近百部,曾获广东艺术节一等奖和金奖等。并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不少作品为国内外人士收藏。
  苏石风和吴南生的眼力都不错。对这样的人才,当年一个挑中了,一个要留住,重视舞美工作的吴南生理所当然地重视管善裕这难得的人才,他对管善裕说:“我会对你负责”,真是一诺千金。从此,他与管善裕交了朋友,在工作上严格要求的同时,吴南生从各方面关心爱护管善裕。他希望管善裕长期扎根于潮剧艺术。管善裕也没有辜负吴公爱惜人才的一片苦心,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到广州、上海工作,但都主动放弃了,不仅深深扎根于潮剧艺术,而且创造了潮剧舞美工作的辉煌,成为潮剧当之无愧的一流舞美专家。
  1977年秋,在省委的关怀和南生同志的努力下,我省在全国率先恢复粤潮琼汉四个戏曲剧院,一些在“文革”中被迫转业的演员和艺人相继回归潮剧队伍。南生同志还积极筹划潮剧于1979年和1981年两度到泰国、新加坡和香港访问演出。
  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至1966年,南生同志参加创作、整理、改编,或动笔修改、润色的剧本,总数在50个以上,如《井边会》、《辞郎洲》、《续荔镜记》以及现代戏《松柏长青》、《万山红》等,都沁透着他的心血。
  那时,有些好心的同志,看到南公身体不好,工作繁忙,还要为潮剧修改剧本,痛惜地说他:“何苦!”南公一听,大喜过望,于是凡是经他修改的,主持编写的就署上“何苦”的笔名表示负责。这一秘密,现在可以正式公开了。
  “天助我也”和五十年情缘
  在这里,要着重讲一件与潮剧历史有重大关系的故事。
  早在50年前,即1956年初,正顺潮剧团到广州演出《陈三五娘》,南生同志看后认为:这是一出很能显示潮汕风情和潮剧风格的剧本,正顺是一个好剧团,有一批好演员,应当帮助提高。于是把剧团留下在广州,重新修改剧本,重新排练,重新设计舞台美术。
  南生同志和杜国庠老人,邀请了中山大学王季思、詹安泰、董每勘等名教授来观摩、座谈,他们都是对戏曲和古典文学具有高湛修养的专家。又邀请粤剧、话剧的著名舞台美术家来指导美术设计和灯光、道具、服装等等;就这样,活生生地把一个老戏班,打扮成“英姿飒爽”的新剧团。
  《陈三五娘》改编排演完成了,“史无前例”地安排在中山纪念堂作专场演出。自然,那舞台设计,演员表演……一切都要按中山纪念堂舞台的规格要求,这是潮剧历史性地登上中山纪念堂大舞台作专场演出,一连三天盛况空前。是潮剧历史性的一次飞跃。
  最富有传奇性的是:这时,刚好是梅兰芳、欧阳予倩先生率领的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回来。那时中日邦交还没有恢复,梅先生等访问日本去回都要经过广州。这次回来,还会在广州停留一、二天,真是“天助我也”!
  这时,刚好是“陈三五娘”上演,刚好是南生同志和杜老代表省委宣传部接待梅先生一行。梅先生等很高兴地到中山纪念堂观看演出,当晚演出非常成功!梅先生一行为这样一个唱腔、音乐一切都与其它剧种不同的潮剧感到意外高兴。忽然,他想起来了,他问欧阳予倩先生:日本朋友赠送我们的两个明朝刻本,好像就是潮剧、就是这个戏文,他们回宾馆一查,果然就是潮剧的古本。
  这两份明朝刻本,一是嘉靖45年(公元1566年)的《荔镜记》,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一是万历初年(无刊刻年份)刻的《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和《苏六娘》,现藏于东京大学。
  真是“天助我也”!这一下,潮剧的历史有了文字的证据,而戏文刻本的流传海外更证明这一剧种的流传广远和它顽强的生命力!
  在这之后,《荔镜记》续集、《苏六娘》、《金花牧羊》都是根据、参考这两件明刻本编写的。
  再过25年,经历了“十年浩劫”,劫后余生的吴南生仍然不忘记这件事,他一直想把梅先生他们带回的明刻本彩印出版。50年代时,没有复印技术,梅先生赠给潮剧院的是两份摄影本,这两份也在“十年浩劫”中失去了。再也难以找到了。于是,南生同志拜托饶宗颐先生,请他在日本设法找到这两件明刻本。饶先生不但在日本找到这两个刻本,还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与日本天理大学所藏相同的《荔镜记》,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找到明万历九年(即公元1581年)的刻本《荔枝记》。这样,有关潮剧的明刻本,增到三本。饶先生并作了专题研究的文章。这是一篇对潮剧的历史和古本作出精湛的研究、论述的文章,凡是研究潮剧的人不可不读。
  于是,经南公倡议筹划,并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的支持,将在揭阳和潮州出土的两个明代潮州戏文《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和流藏在英国、日本、奥地利的明代潮剧本《荔镜记》、《金花女》(附刻“苏六娘”)《荔枝记》等汇集编辑,以《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为书名,于198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这就提供了有关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方面的珍贵文献,特别是填补了潮剧史籍的空白。
  1985年到现在,又是22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国内外都很难找到这本书。
  2006年,在准备成立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时,蔡东士同志专门向吴老征询意见。吴老说,应该办的事,你们一定会都安排得很好,我只希望基金会一成立,有钱了,要尽快安排再出版《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这本书。东士同志很重视,立即安排。这本书已经在今年七月再版问世了。
  时间过得太快!从正顺潮剧团登上中山纪念堂的大舞台、梅先生带回明刻潮剧戏文,到基金会成立,重印《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一书,整整50个年头!这一段历史是很值得后人记忆的!
  这些历史积累沉淀,就是文化!
  南生同志说:在《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再版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怀念李一氓老同志,是他的重视、督促并大力支持,这本书才能完满地出版。李老是四川人,1903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以后在中央苏区工作,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秘书长。十几年都在解放区担任区党委、行政公署主要领导职务。全国解放后,长期从事外事工作。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党内外、国内外都知名的一位老同志。他有许多著作。是和郭沫若先生同时组织“创造社”的成员,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翻译有《马克思文选》。南生同志说:像李老这样一位文化、历史、政治地位都十分崇高的老同志,在“十年浩劫”之后,在他垂暮之年,非常重视潮剧古本的出版,为什么?为了祖国的文化,为了人类的文化,我们都应该感谢他,永远怀念他!
  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
  吴公每年除夕都要写一副对联自勉。1979年写的是“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用宏大的气魄和过人的胆略直抒胸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历史再一次选择了他,并给他的新的机遇,让他鼓足勇气迎接新的挑战,开创新的事业。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吴南生从创办特区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践上、理论上都须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敢闯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充满在南公漫长的岁月与征途之中。
  南公敢闯,敢说真话,他说:他从心底里敬佩彭真同志,因为彭真敢于对毛主席说真话,尽管不久彭真就被定为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第一人,被囚禁了整整13年,但彭真为说真话而置生死于度外,敢说真话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
  1980年8月,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中,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他说:“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小平同志很遗憾地说: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南公在讲完上述意思之后接着说:小平同志经过“十年浩劫”,眼见他的战友一个一个含恨远去,他自己又经历生死难料的两次大落大起。经过举国上下激烈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他痛定思痛,作出了这样的历史性讲话。这也是用实践检验真理后作出的讲话,是“痛定思痛”的真话!
  南公在深刻领略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痛定思痛的真话之后,也说了自己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真话,他说:“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我确实悟出一个道理,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体会,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一条真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是人类实践探索出来的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这是南公的至理名言,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南公说,延安时期毛主席是不断提倡民主的。他对“自由”也讲得非常精辟,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描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一再强调,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性意见。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到延安时问毛主席,从历史上看,许多朝代都没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黄炎培听了很佩服。
  世界上不能跳出周期率的事太多了。在历史上具有崇高威望的斯大林从个人迷信的神坛上轰然倒下了;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苏联解体了;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剧变了。还有,曾经危害中国长达十年的“四人帮”不管它如何穷凶极恶,也没有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经过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人对此冷静多了。我们不妨参考一次久加诺夫一次坦诚的谈话,他曾任原苏共中央书记,现为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他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却可以尽管做的特权——垄断利益的特权制度。“三垄断”揭示了前苏联的制度性腐败,这与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完全对立的!
  南公深切地说,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一系列的理念;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构思是很好的。把世界一切最好的东西加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令人满意的和谐社会吗?经过实践检验后成功了,不就是“和谐社会主义”吗?这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社会。
  南公指出:历史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上层建筑。要特别警惕那些已进入市场或可能要钻入市场的权力,“文革”的沉痛教训提醒我们注意防止那种错误理论加权力“江青+康生”模式的破坏作用。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扩张的。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扩张的政治制度,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以实行民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今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并完成这场改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应尽的责任。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南公慷慨激昂地说,没有邪恶的“权力”在背后支撑着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倾社稷”的。如果有,你举给我听听?老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直至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龚自珍、鲁迅?但在“文革”时,在错误“权力”支持下姚文元等人写的“文章”却是可以倾社稷的。
  南公非常喜爱龚自珍的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他说:“我只开风气,你爱听也罢,不听也罢,反正我不当谁的老师。”我时时深深感受到他那求实的态度、锐利的眼光和超前的理念。我想,这就是南公的风骨。
  其实,人的正直靠的就是风骨。人的风骨就是人的灵魂,人的生命。正直的风骨才能恒久地结缘于真善美,而真善美的大门常为大智大勇、风骨正直的人们敞开。
  南公啊,此刻,我又深情地凝视着您赠送给我的墨宝——“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幅墨宝,早就已经是我家的无价之宝了。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惯看秋月春风的南公啊,请您老人家一路走好------
  【作者简介】:林继宗,男,中国学术发展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潮人文学艺术协会会长,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学术顾问,美国风笛诗社成员,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荣誉董事长,中华散文网创作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潮汕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签约作家,中华诗词博士,原汕头市作协主席,潮汕星河奖基金会名誉会长。通讯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韩江路31号港务大楼(邮编51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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