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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徐伟成

《校花》30万元奖金征集长篇小说《校花》阅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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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18:15: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伟成 于 2017-3-20 18:16 编辑


《校花》第十六章(1)

    每年5月15日通县都要召开中小学春季运动会,这一天各校的运动员和学生从四面八方汇聚在通县体育场。
    我虽然干着临时工,但这种盛会是少不下我的,因为它不仅仅是竞技比赛,还是通县最热闹的一天。那时通县有句顺口溜儿:一中土,二中洋,三中全是大流氓。这个顺口溜的来历不知起于何时,但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当时一中上高中需要考试才能录取,公社考上来的不在少数;二中在一中的西边,它的生源大部分来自厂矿子弟;三中在县城北关,生源大都是些胡同里孩子。我们学校生源一半以上来自两个厂子,穿衣服不管好赖都很干净整洁,头发理的都很规范,像我留一头长发的就是异端别类。那时候零零散散有穿牛仔裤的,但大部分还是以绿军装蓝裤子为主。我那天穿了一件绿军装,一条蓝喇叭口裤子。我知道往年运动会或多或少都要出点事,为了防身我带了把军刺。我约好魏生京,和被老师停课的霍国强,二班的刘强等几个人,下午一点半在北苑七四二家属院门口集合。
    自从上班以后,我在同学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孙有炳基本上成了我的催巴儿,说碎催也不为过。我每次烟盒里剩下一两支烟都大方地甩给他。罗娟英也给我长脸,越长越漂亮,虽然他跟我吹了,但通县的玩闹都知道她是我带过的婆子。
    我们打着呼哨进了体育场大门,把车停在体育场南墙边,我们几个沿着跑道向北边走边看,我们不时和认识的人打着招呼。
    走到体育场东北角沙坑前站下,看着小学女子组比赛,我回头朝他们感慨地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跳远是小学组第一名,那次我的成绩是3米6,比第二名宋德宝远40公分。可那次我没代表学校参加运动会,我问贾老师,我第一名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县运动会?贾老师说,你这个成绩根本进不了前六名,去也白去,让跑接力的宋德宝帮你意思一下就得了。”我指着跳进沙坑的一个女孩说,“看,这女的,奶子比杨英的都大。”霍国强他们嘎嘎怪笑着,临别时他又看了那女孩一眼说:“这个女的少说也有十五六了,农村上学太晚,我舅家那个老二,12岁才上一年级,一共上了三年,认几个字回家就种地去了,谁老让半大的孩子白泡在学校?再有一般的家庭也供不起孩子上学,你想,一家少说四五个孩子,在农村只有公社里才有一所中学,离公社远的十几里,如果住校,一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少说也得3块钱,谁家供得起呀。像我姑姑她们公社的沙古堆,一年下来整劳力也就挣六七十元钱就不错了。一个整劳动力一年不吃不喝供两个孩子上学,可能吗?”他说的让我们几个不时地点头。
    我说:“北关中学跟咱一届的长青听说就比咱大两岁,上次咱因为张东旗那点骚事去北关中学找这帮人,有好几个都跟糙老爷们似的。后来四中的利贝裹进来,听说就是长青暗中挑拨。”我们路过北关中学看台时,不时地留意以前跟我们有过节的那帮人。这时,霍国强捅了我腰一下说:“刚才鸡崽从灯光球场那边过来瞥了咱们几眼,这小子可能没憋好屁。”
    我说:“手下败将,不值一提。”说完我在人群中寻找着鸡崽的踪迹。
    霍国强说:“哎,看,罗娟英。”
    我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罗娟英在主席台上手托着一个奖状,站在一个领导后头正给铁饼前三名颁奖。
    前面人群里有不少人在议论:“左边那个是我小学同学,叫李雪梅,外号小提琴,右边那个是北苑中学的。”
    “她给咱做过报告,叫什么来着?”
    “哦,就是她呀。”
    “她跟县里头的孩子搞过对象,后来听说那个孩子因为她给家里的房子点了,烧了几十间呢……”
    “看,一走一拧屁股,那个骚劲多大。”
    “听说她最早跟一个屠夫。”
    “这姐们,屠夫都没杀住她的骚情,一般人就更治不了了。”
    我听着人群里议论纷纷,心里不是滋味,心想,这就是红颜祸水吧,我因为她惹了多少事挨了多少打,张东旗因为她至今不知去向。我绕过主席台后身,和我们班同学打着招呼,孙有炳看到我们几个兴奋地大叫起来,王大力说:“你们先去南边那个厕所等我们,我们跟老师请个假随后就到。”
    厕所里烟雾萦绕,人头耸动,忙活事的和抽烟的学生各占一半,我和霍国强、魏生京、刘强、康武几个每人点了一根烟,霍国强不时地向外探着头,盯着北苑学校的老师,他说:“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呀。”
    我说:“有什么不对劲?”
    他说:“有好几拨人向厕所这边议论纷纷,你过来看看,鸡崽、长青、利贝。”
    我走到门口一看,有点不妙,几拨人陆陆续续地向厕所移动,我认出来了,走在前面那一拨正是86983部队打我的那帮人,我回头朝魏生京他们说:“你们都带家伙了吗?”
    康武说:“我带了一把瓜刀。”
    说话间门口已经站了一帮人,去年拿弹簧锁的黑大个问:“你就是徐伟成,今天对上号了,出来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把脸沉下来看着问话的人。
    霍国强说:“哥们,有什么话好好说。”
    弹簧锁说:“少鸡巴废话,出来!”
    我右手攥着裤兜里的军刺走出厕所,孙有炳王大力从正面走过来问我:“你干嘛去?”
    我说:“出去说点事。”
    孙有炳说:“这哥们好像跟哪见过?”
    弹簧锁看了孙有炳一眼说:“想起来了?走走走。”他把一只手揽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推着孙有炳的后背往体育场外头走。

《校花》第十六章(2)

    走出大门口,我的眼睛不时地瞟着弹簧锁背着的军挎,心想,只要他的手摸军挎一下,我立马掏刀,瞥了一眼他的肺部,这是首选的部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你一刀不把他放倒,那就太危险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后面,足有六七十人,跟我来的这帮人,已踪迹皆无,只有孙有炳王大力不知发生了什么裹了进来。完了,一场恶战不可避免!我心里念叨,跑是不可能的,这么多人不可能让你跑掉,说软话更别想,旧恨新仇加在一起怎么也得打我一个满地找牙。此时,主席台上又再颁奖,不行,如果我今天不幸身亡,罗娟英早晚会落到这帮人手里,难道就没有活路了吗?弹簧锁军挎里是一把菜刀,他的武器跟我比差一个档次,都见过刺刀肉搏战,没瞧过菜刀上战场。武器放的位置更不用说了,如果我俩同时亮家伙,他也许还没举起菜刀就已经被我刺中。还有,他曾经打过我,我正好报去年的一剑之仇,我的优势就像项羽一样,背水一战,失败就是死路一条。我想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先下手为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在社会上茬架,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先用话探听虚实,提社会牛逼的人,让对方买账,对方如果不买账,再说自己以前竟打过多少次架,砍过多少个人,谁谁谁都服自己,某个区混得好的玩闹是自己的大哥或亲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要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今天弹簧锁不会给我互喷的机会,我要想活着突出包围只有一条路,现在就掏出军刺将他撂倒。想到这儿,我正好看见他的同伙在大门的左侧一个拖拉机后斗里抄出一把铁锹,我心里一惊:招呼吧!我猛一侧身,同时掏出军刺,照着弹簧锁刺去,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又猛刺一刀。
    弹簧锁看我又刺了过来,转头就跑,我拔腿就追,他在跑的过程中掏出菜刀,回头看我一眼,我追了上去向着他的腰部猛刺两刀,他手捂着腰像脱缰的惊马。
    这时砖头从后面向我飞来,我左躲右闪,一个抄铁锹的大方脸举着铁锹直向我拍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我右手举起护着脑袋猛地往前一扑,顺手把刀子捅向对方,同时我的胳膊和脑袋被铁锹重重地拍了一下,我踉跄两下单膝跪地,我用刀子拄着地站起来时大方脸已不知去向。
    这时四周有几百人在围观,我分不清谁是看热闹的谁是我的对立面,我看到利贝在人群中闪动,我冲到人群里将军刺架在他的脖子上。
    他把手举过头顶说:“没有我的事,今天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鸡崽和长青叫的人。”他边说边向后退,退到一定距离转身就跑,我刚想去追,人群里一片大乱,七八个穿藏蓝衣服的人,一人手里举着一个电棍向人群里挥舞。这几个人到哪儿哪儿就狼哭鬼嚎,哪儿就围上一帮人,我听见孙有炳的嚎叫声:“徐伟成,快来救我!”
    我听到喊声热血沸腾,在这么险恶的时候,他能喊出我的名字,这是对我多么大的信任啊,弹簧锁在我面前都不堪一击了,打孙有炳这帮小玩闹还有什么尿,我飞奔到打孙有炳的藏蓝后面,照腰上就是一刀!
    这一刀可炸了窝了,有人高喊:“可不得了了,出大事了,扎警察了……”人群里这么一喊,可把我给吓坏了,刚才没打之前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盼警察解围,可这帮人藏而不露,到打的差不多了,他们出来收拾残局。孙有炳也一样,你说玩闹打你,你叫我回来救你,警察教育你两下,你让我救你干嘛,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下面因惨不忍睹省略250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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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18:20: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伟成 于 2017-3-20 18:25 编辑


《校花》第十七章(1)

    凌晨,我从北京站口出来,看着攒动的人群,寻找着孙有炳,走到人群外围,依然没有见他的影子。仰头望了一眼钟楼,4点57分。
    说实话,我对孙有炳接站并不过于期待,从西宁到北京1500公里,从北京站到通县北苑20多公里,你也落一个接人,这不就是面子事吗?如果你真跟我瓷,像我们农场一个解除的犯人,开一辆皇冠把新解除的铁瓷接走,这才叫牛逼。这个事儿整个农场嚷嚷哄了,队长都挑大拇指,我们犯人也有讲义气重感情的人。
    我看到马路旁停着一辆皇冠的士,我想,这肯定不是孙有炳打的车,我走过去,问出租司机是不是等去通县的人,司机连头都没抬摆了一下手。听说这帮开出租的可牛了,他们主要在大使馆和北京饭店拉活儿,手里都有外汇券,像北京站这个地方,没有特殊人物根本不来。
    我回头看着旁边的电话亭,有要打个电话的冲动。我走的时候北京还没有电话亭,就是有通县也没有。我把印有北京两个字的旅行包放在电话亭门旁,看一个穿男人衣服的女人在里面不停地打电话。她左手扶着门框,不时地瞥着窗外。我想呆会儿这女人出来,该我打电话怎么拨号,怎么付钱,给谁打?呆会儿坐上车一个小时到家了,有多少话聊不了。再有,临出来时给家里写了三大篇信。
    给孙有炳打?这小子说来接我也不在家呀,就是忘了来接我,早上正是他忙活的时候。给罗娟英打?她在孙有炳的来信中问过我两次好,希望我多看一些书,以备出来之用。这么多年有她话的信都让我翻烂了,这么早给她打电话,真要接电话的也是她父母,她父母接到我的电话是什么反应?非吓死不可!别再认为我是个逃犯。
    想到这儿我对打电话已经毫无兴趣。我望着广场稀疏的人群,想着孙有炳到底来不来,我现在走呆会儿这小子真来了怎么办。这小子会说,啊,这么多年的交情,我说接你能不接你吗?你白等罗娟英多少次,让人家涮的跟傻逼似的,可等铁瓷一个小时都等不了吗?我给自己问得哑口无言。
    电话亭的门开了,那个女人脸上的肉横了我一下,我拿起旅行包没有进电话亭,向广场中央走去。
    从广场到长安街大概需要10几分钟的路程,如果公共汽车线路没改的话,我应该坐1路或4路到大北窑倒312路,赶上快车一站就到通县北苑。我伸长脖子四下寻找孙有炳的踪迹。这小子在信中说自己混的不错,在潞河医院门口做餐饮。听说婚也模模糊糊结了,不结也在同居状态,让我想象不到的是跟他的姑娘竟是老孙家早点摊的二丫!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这小子现在画国画,信里说前些日子还送给我家一幅四尺整张的花鸟画《群鹰图》。
    我把装满书的黄色旅行包重重地扔在地上。坐在旅行包上,从兜里掏出烟刚要点上,人流中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扬起头,一个又瘦又高头发很长很乱的人,站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
    “伟成,还认识我吗?”
    我脱口而出:“你是张东旗吧?张东旗……”因为太突然我根本想不起别的话。我刚想站起来,张东旗已经熟练地盘腿坐在了我的前面,他掏出火和烟,我随口说:“真是你,我有。”我赶紧划着火柴给他点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北京?”
    他说:“所有人不知道,我都应该知道。因为你们从逮捕到判刑的公告,北京站口公告栏里都张贴。”
    我说:“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解除的日子?”
    他说:“头几个月碰着孙有炳了,说你减刑两年,今天应该到北京,不过他未必接的着你。”
    我不解的问:“难道今天他有什么情况?”
    他说:“312从通县早上首发是5点10分,到这儿黄瓜菜都凉了。他要想接你就得坐昨天晚上10点40的末班车。昨天我特意在站里踅摸他半天。”
    我说:“听说北京现在也有出租了?”
    他说:“早就有了,估计得有千八百辆,咱年级二班的康武就开出租呢。那都是大使馆的人才坐得起。从北京打个出租回通县小100块。”
    我说:“操,这么贵,我从青海坐火车到北京,二天一宿才花了29块钱。”
    他说:“29块你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吗?”
    我说:“你说说。”
    他说:“中国的铁路一分钱一里地。29块钱就是2900里。”
    我听张东旗说的头头是道,心想,听说话这小子没什么毛病。可穿着打扮还是有点问题,长长的头发和胡子,上身穿一件油亮的薄棉袄,下身蹬一条运动裤,脚上穿一双很脏的皮鞋。
    我说:“听你这么一说今天等孙有炳怕是够呛了。”
    他点点头,说:“跟我走吧!”
    我摇了摇头说:“我刚出来就被你收编了,还不如不出来。”
    他伸伸懒腰说:“我请你吃早点。”
    我说:“我还是请你吧,哪天碰到孙有炳一说你请我吃饭,还不……”我停顿没有往下说。
    他看我嘴角往上翘了翘说:“我问你,你爸一个月挣多少钱,能拿小300元就不错了。你知道有一年要饭经历的人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吗?告诉你,轻轻松松3000元。”我瞪大眼睛!他说:“别这么瞧我,走吧,就在这儿吃点。”说着我们进了广场东边的早点铺。


《校花》第十七章(2)


    我俩要了两个油饼、两碗面茶、两笼包子、两个茶鸡蛋,最后一人打了二两散酒,我把点好的东西放在里边一个桌子上,他又向柜台里嚷:“把门关上,没看苍蝇全进来了吗!”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放下手里的活计把门关好,嘴里嘟囔着什么,但从看这边的眼神我确定她认识张东旗。我说:“你那么能挣钱干嘛不穿得干净点?”
    他把嘴里的食物全部吞下,拉长了脖子说:“我洗的比你还干净,穿的比你还好,我再骑一辆一发250摩托车,跟你要钱,你给吗?”
    我点头“哦”了一声。
    他说:“我真正要饭的行头没穿出来,穿出来那惨相,这么说吧,跟演员一样,也得化妆。”
    我听了这话来了兴趣,但又不好直问,就像他问我在里边挨不挨打,罚不罚跪一样。我说:“张东旗,刚才听你一说收入,我真吃惊不小,可凭你的家庭背影这也不是你的选择。”
    他听了我的话把筷子放下,从兜里掏出烟点上,然后将烟放在我的面前。他深吸一口烟,鼻子里喷出两股浓浓的烟雾,说:“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妈的选择。她说:‘孩子,你只有一条路,跟你妈跟你爸走的路背道而驰。’”
    我紧闭双唇,鼻子里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你说的我好像懂了。”
    他说:“自从给家里点了一把火,心中的家就没有了。那天我朝什么方向出走到现在都无从记起,头几天路过什么地方,吃的什么东西,睡的什么地方都没有印象。总之,一条街一条街,一个村一个村,一个镇一个镇穿行。搭过马车,坐过拖拉机,扒过货车,蹭过公共汽车,跳过火车,还上过轮船,当然不是逃票,是给人家干点杂活。冬天睡觉就找车站,供暖沟,夏天找防空洞,公园,电影院。电影院不白睡,要帮助打扫卫生。”
    他说到这儿将勺子放下,把剩下的油饼一口吃下,又抿了一大口酒说,“告诉你,要饭不是一点学问没有,要好喽一年攒个万八的。要不好混个吃喝。我刚出道时就犯过傻,有一次我在大华影院看到我前排有俩搞对象的正腻腻歪歪。我小声说:‘大姐,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吧!’女的刚想掏兜,男的转过头说,‘你三天没吃饭怎么还有钱看电影啊?’”
    他说到这里我俩都笑了。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刚想再抽出一支他摆摆手。我点上烟,他说:“要饭的乞讨时从不抽烟,但他们都会抽。我们在一起喝酒最低一瓶起步,我们喝醉了没有耍酒疯的,这是行规。”他看了一眼酒杯里的酒,说:“有一次在复兴门医院门口,我跟一个妇女讨钱,我说,‘阿姨,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行行好,救救我吧!’那个妇女看我盆里的毛票和钢镚当时就给我跪下了,说,‘大哥我老爷们已经五天没醒过来了,你先救救他吧!’她手紧紧握住讨钱的盆。我说:‘这是我要了两天的钱啊。’她说:‘明天你还能要的到,今天我再不交医院钱,医生就拔管子了。’她看我一时语塞把讨钱的盆往衣襟一倒,嘴里连声说‘谢谢大哥,谢谢大兄弟,今生报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来世一定报答。’那一天我赔了好几块钱。”
    我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他说:“那里的钱原本是我放进去的。”
    我笑着说:“敢情要饭的也有本钱?”
    他说:“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要饭也有很多门道,在什么地方要,跟什么人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一次我在,嗯,大概就在这前头一点碰到一对恋人。我走到姑娘侧面说:‘大姐,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可怜可怜我吧!’女的看我两手捂着肚子哈着腰,男的赶紧翻兜找零钱。并用一只手按住女的胳膊说:‘我来,我来。’这时我身后闪出一个孩子说:‘大姐,我已经七天没吃饭了,救救我吧!’男的迟疑着跟姑娘说:‘兜里就八毛钱零的了,先救七天的吧。’”
    说完我俩相视一笑。
    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了一段感情值吗?”
    他回忆着说:“这么多年,有时一想也很迷茫。为了爱情放弃亲情,放弃责任,放弃尊严。我也经常问自己,就因为自己收获了痛苦,就要转嫁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吗?为了放弃一份感情,就要放弃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吗?头些年我也试着改变自己,到货场干上几天活儿,干的我四肢抽筋,只有喝水的力气。我一次次自拔,又一次次沉沦下去。我深深地知道,我不是一张白纸了,我已经臭名昭著,众叛亲离。自尊自爱,自强自律都与我为敌。这么多年我不止一次在深夜回到我们大院,在远处凝视着那束灯光,我真无法面对这一切。在我无地自容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我想起了罗娟英,就是这窗户里的人让我失去了真爱,是她逼我走上了这条路。
    “我想起罗娟英在我怀里撒娇的样子心如刀绞。她像一朵璀璨的鲜花,长在我的身躯里,不知怎么凋谢。我时常感觉到她的气息,这种感觉让我狂躁不安。有一次她去我们院找我,我出去时看毛军正和她纠缠,我过去和毛军打了一声招呼,说这婆子是我带着呢。罗娟英看我来了就跟毛军翻了脸,旁边的小四说:‘怎么,因为一个女的还跟军哥翻脸不成?’我说:‘哪里哪里。’罗娟英听我说这些怂话当时就哭了,她怪我为什么不跟毛军翻脸。我看着毛军的背影说:‘我跟毛军家就住前后楼,怎么翻脸?再有他爸比我爸还大半级。’我说,‘你穿那么花的衣服站在大街上能不出点事吗?’
    “那天我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毛军他爸对我家的帮助。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星期一大人一上班我就去她家帮助洗衣做饭,第二天她给我讲她父母表扬她的话,她妈说饭有点硬。如果火小一点饭不会起尜尜,洗衣服像衣领前襟袖子要多洗几下。她爸说,做的饭不难吃,有点尜尜有嚼头,洗衣服抓重点也未必全对,起码在工作上不能这样,重点就是面子工程,这是我们共产党非常反对的工作态度。你学的知识有重点?没有,要有直接学重点不就结了。所谓的重点就是投机取巧。她非常过瘾地讲着她爸的话,我也模仿着列宁,用手托着下巴。”

《校花》第十七章(3)

    他又点上一支烟说:“我想罗娟英,罗娟英也想我。她经常在我身边说,虽然我们分开了,但我永远珍藏这份感情,我们的心依然连在一起,我的身影不是依然陪伴着你吗?再有,为了我的幸福我有了新的选择,难道你不高兴,你不祝福我吗?我生气了,我不理你了……”这小子肉麻地学着罗娟英说话,而且,还学着罗娟英扭摆的姿态,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搭在肩膀上。
    我瞧着他不男不女的怪态差点没把刚吃的东西吐出来。我喉咙有点发热,后脖梗子有点发凉。这时我想起黑格尔的一句话,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理性和感性的分离。那么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区别不也是理性和感性不能融合在一起吗?不管是不是,这小子神经有问题是确定无疑了。
    我看桌上已吃的爪干毛净,想说我该回家了,可他兴致不减,涛声依旧:“在一个雨过天晴的傍晚,我路过一个村子,在一个副食店垃圾桶前停下,那天我没想捡什么,只是我的习惯而已。这时一个少妇手里拿着半盘饺子从店里走出来,睁大眼睛朝我说:‘吃吧,这是孩子剩的。’她看我没有反应,把饺子放在窗台上。低头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常吃孩子的剩饭吗?’我走过去拿起窗台上的饺子,为了感谢少妇,我故意吃得狼吞虎咽,吃完还咂摸咂摸嘴。
    “少妇看我还没吃饱,又从屋里拿出一个维生素面包放在窗台上说:‘吃吧,不吃今天就过期了。’我拿起面包捧在手里。说来也怪,我被女人所害,可要出来的钱和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女人所赐,你说我是该恨她们还是爱她们?我吃完面包女人又放在窗台上一支烟和一盒火柴。
    “我有几天没抽烟了,点上烟深深地吸上几大口,为了更享受些我蹲着靠着墙,脚跟抬起。女人问:‘大哥,从哪来?’我说,‘北京。’她摇头说,‘听说话不像。’我说,‘我全国各地哪都跑,所以说话南腔北调。’她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听了一时很伤感。她说,‘大哥,对不起。’我说:‘不关你的事’,她回到店里,拿出半瓶白酒和一袋花生米放在我的面前。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又拿出一只杯子,我说不用了就对瓶吹吧,女孩拿着杯子愣愣地站在那里。妇女说‘拿回去吧’,等孩子进了屋,说,‘我们那位身体一直不好,但他很努力,结果积劳成疾,去年这个季节去了……’
    “我一边喝酒一边听着她的故事,在她讲述的过程中,她总盯着我的眼睛,我因为喝着她的酒听得非常认真。但我心里想,就你这么平淡的故事,能打动我吗?不过,一个少妇这么近距离向我倾诉,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还是第一次。我合上双眼,品味着酒中的故事。她问:‘明天你去哪儿?有没有饭吃?’我说:‘没有,饭应该没什么问题,讨不着好的讨赖的。’她听完进了店,一会和孩子走出来。她说:‘我和孩子给你选了几样快过期的食品,如果要到好吃的就扔掉。’
    “她又说了许多,什么在电视里看大城市单身女人活的很放得开,很精彩,他们偏野山村寡妇生活怎么艰难,村长怎么刁难他们孤儿寡母。她看我有些醉意,最后说让我再吃的饱一点,我因为喝了酒真吃不下去了。
    “她从兜里掏出两元钱非让我带在身上,我看她颤抖的表情说:‘大姐,我还没要您就死乞白赖给我,您真上道呀,大姐,您有什么事让我帮忙就说吧,今天就是违点法我也豁出去了。’女人听了这话掉下眼泪说:‘大哥呀,千万别多想,什么事也不求你办,我送的不是钱,我是想看你有什么反应。’我听了她的话,脑子有点发懵,怎么着,还要把我领回去当孩儿的爸爸?如果那样我倒没什么意见,在这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不坏。我心里正琢磨,她说:‘刚才你从这里一过孩子就说,妈妈,是不是我爸回来了?我出门一看,可不是,你的个头长像别提多像了,刚才讲那么多就是想看你有没有反应,没想到……’”
    他低下头,一会儿又抬起来。“晚上下起了小雨,我躲在她家放柴火的屋子里,那天的雨很惬意,像呢喃的音乐,嘀哒嘀哒滴滴哒,妙不可言。我躺在暖暖的草垛上,两手垫在后脑勺下,想着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想着刚发生的一切。大约十一点钟柴门开了,她送来几件她爱人曾经穿过的衣服。我说,‘大姐,让我留下吧,给你当牛做马也行。’我说完这话女人当时扶着柴门就哭了。
    “那一天我在他的指导下,洗了三遍澡,刷了三遍牙。那一宿我俩谁也没睡着。我无数次给自己打气,张东旗,你现在就过去,用手先摸她,如果没有什么反应就上床,上床后搂她十分八分的,如果半推半就就抱紧她,如果反抗很强烈,别找寒碜,连夜扯呼。我这么想了一千遍,夜里还上了三趟厕所,可就是没敢撩开她的门帘。鸡刚叫头遍她就起床了,她走到我的床前,看我的被子没盖好,给我掩了掩被子,她刚想离开,我又把被子踹开。她刚想再一次给我盖被子,我突然用脚把她勾在床上,猛地一起身,吓得她瘫成一团。
    “我一下把她薅到怀里,她像一只瘟鸡,脑袋耷拉在我的胸前,我忙三倒四起来。她瑟瑟地发抖,我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为了显示自己,我脏话连篇,大开大合,生猛粗暴,也可以说是残忍。我为什么这样,是第一次的失败?我为什么不考虑她的感受,是男子汉的气概?我像一摊烂泥一样躺在床上。她轻轻地从我身下抽出身子,下地做早饭去了,看着孩子吃完饭背着书包出了家门。她坐在门槛上说:‘吃完早饭就可以上路了。’”
    我被他的经历吸引了,一动不动地听着。
    “我听完她的话,好像早有了准备似地说:‘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女人,甚至胜过我心中的她,可我呢,却是世界上最让人失望的人,你就是留我我也没脸呆在这里了。’她无奈地摇了摇头:‘昨天我在想,是老天爷把孩子她爸又赐给了我吗?可我错了,你跟他差的太远了,你太像那个狗村长了,和你干完那事,我一辈子都不想了。’听完她说的话我浑身冰冷,老天爷赐给我那么优秀的女人,那么可爱的孩子,我他妈却认为人家有求于我。在干那些自己都感到可怕的事情时还骂人家是破烂,我像在对卖大炕的吴妈一样,干完那事还让人家打水给洗,我不是傻逼一个吗?我认为人家缺这个,缺一个掌门立户的男人。你说,我怎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想法呢?
    “还有很多奇怪的理由,我这么多年流浪的生活就是让自己的母亲后悔,让罗娟英愧疚,让我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生活中时时产生巨大的压力,我要让她俩跟我一样永远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
    张东旗今天跟我唠叨个没完没了,我想是多年的一种压抑,抑或找一个倾听者吧。我没有问他,倘若回到感情的起点,你还这么选择吗?未必。如果……他不横刀夺爱,我跟罗娟英又会怎样?今天的神聊真他妈的荒诞无稽。
    我说:“天不早了,跟我回通县。”
    他说:“等我把这两个女人全部忘掉,忘的一干二净。”

《校花》第十七章(4)

    我听着他乱七八糟浑身都是理的话,心里想,我早就不看好他跟罗娟英的关系,一个父亲是县委军代表,母亲是263医院的头头。一个父亲是红旗厂的副厂长,母亲是县工具厂的科长。一个大骄傲,一个小美丽,一个针尖,一个麦芒。再加上张东旗他妈起刺儿,能好得了才怪。现在好了,张东旗破衣拉撒,三天不洗一次脸,身上兴许还有虱子。
    我正想着张东旗开始不自在起来。他抓抓前胸,挠挠后背。他说:“虱子跟人一样,太阳一出来,就开始活动,这虱子都是在收容所里招的,大城市收容所还可以,小县城收容所男女就关在一起。八几年来的?哦,八六年,我跟现在北京站很有名气的二胡陈在侯马关在一起,这个二胡陈在收容所里很吃的开,工作人员一没事就叫他出去拉两段,这小子在所里还能喝上两口。二胡陈对我不错,他下一站想到北京发展,他说北京才是大展宏图的地方。我们天南海北的聊,这块料一聊起女人,文学大师都不在话下。他说在米脂有个相好,身上的味道比小鸡炖蘑菇还香,她的乳房比刚出锅的馒头还暄,她的屁股比痱子粉还滑溜儿,她每天最少要他五次,这个陈半瞎子每天睁眼说瞎话,而且说到细致处还问一个叫女疯子的人听了舒服不舒服。
    “那个女疯子手挠墙皮,啊啊叫个不停,然后脱下裤子两手翻弄下身,底下露出一个鲜红的牛眼睛。她口齿不清地叫着一个叫春春的男孩,那个男孩向她爬去,我上去一脚将男孩踢出老远。女疯子和春春嗷嗷大哭,她下了炕,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拍着门,大声喊叫,‘有人耍流氓了!’”
    一个收拾碗筷的妇女在我俩身边走过,她轻蔑地看了张东旗一眼,又撇了一下嘴,意思说,你他妈的都混成这样了,还吹牛逼呢。
    “所里来了不少工作人员,让女疯子把裤子穿好,一个岁数大的工作人员喝斥她几句,女疯子说,‘你个戴眼镜的老东西,你最能,你玩人玩后头。’屋里憋不住一阵笑,女疯子也伸出舌头咯咯大笑。这时所长来了,让所有人散去,他朝屋里的人说,‘她再犯病你们同屋的不能袖手旁观。’说完从窗台上拿过一团擦自行车的麻丝扔进屋里。女疯子低头开始发抖,嘴里不停地说,‘别塞我嘴里,我再也不敢了……’她一头扎在床上的墙角,哇哇吐着酸水。”
    我看他停顿下来忙问:“后来呢?”
    他说:“当天女疯子就被遣返了。”
    我说:“你的经历能写一本书。”
    他听后来劲地说:“派出所拘留所我都去过。”
    我说:“怎么?是打架还是耍流氓?”
    “我们是给打架耍流氓顶罪。八九年动乱,我进过北京炮局,不知怎么搞的一进去就发烧,怎么吃药也不退,烧的我胡说八道。”
    旁边桌有人笑。
    “有一天,一个姓殷的管教,外号叫老阴怂对我说,‘你不老想看病吗?领导给你安排了北京一家最好的医院。你小子真有福气呀。’当天下午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我问:“呆了多长时间?”
    他说:“就三个月。”
    我说:“听话口没呆够。”
    他说:“当然没呆够。”
    我说:“里头肯定不错。”
    他说:“告诉你,那里头人百分之八十没有病,都是心病,他们怀疑身边的人,怀疑社会,这么说吧:所谓的精神病,就是周围的环境太不宽容造成的。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他们也治不好。我没听说过世界上谁能治好精神病,如果谁能治好神经病,他就不是人,他就是神。”
    我说:“说良心话,你有没有问题?一点点。”我没敢说你有没有精神病。
    他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社会的不宽容造成的我们被精神病。”
    我说:“你身边人的心胸、气量、见识有局限,社会像你所说的不宽容、不友好、不善良等等都存在,现在改变不了,你能不能改变自己一次。你回你的家,我回我的家?”
    他低下头说:“不是我不想回去,我无数次地回去过,可我一走近家门那一刻就非常狂躁。”他说,“老天爷把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姑娘赐给了我,又被最爱我的人生生地拆散……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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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18:3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伟成 于 2017-3-20 18:34 编辑



《校花》第十八章(1)


    我走的时候通县最高的楼是六层,现在零零碎碎有二三十层的楼了。以前不让盖楼有说为了备战苏联,有说通县在飞机航道上。我们北苑地区还有一种说法,说西门有86983部队驻扎,如果盖高楼怕泄露军事机密。
    这种说法还是有据可查的,北京人都知道,在天安门方圆几公里不允许盖高层,盖多高呢?以不看见中南海里边的建筑为准,也就是越近越矮,这是规矩不是秘密。在那个物质精神极度匮乏的年代,这都是北京人向外地人吹牛逼的材料,横是你不能看到毛主席在中南海里遛弯儿吧。我多次回东北老家,每次回去我的兄弟姐妹都嘱咐我说,在外头千万别说你是通县人,就说住天安门对面。我操,天安门对面是纪念碑,是永垂不朽啊。
    我走进院门口的时候已经九点了。邻居夏大娘在收发室正拿奶,她一抬头,“哎哟”了一声:“这不是小伟成吗,你妈刚才还在这儿坐着等你呢。一个月前你妈就跟我唠叨你要回来。”
    我红着脸叫了一声夏大娘,她边催我回家边说:“你们家现在搬新楼了,2号楼1单元203。”她用手指着。
    我谢过夏大娘,把手里的旅行包倒了一下手,大步流星地向家走去。我想,今天是星期五,我哥我姐他们都住在城里肯定不在家。我弟在上大学更别提了,我妈我爸肯定在家。呆会一见面,二老哭的稀里哗啦怎么办,遇到这种场面我哭得出来吗?我开始酝酿情绪。
    推开家门,我爸从南屋走出来,看见我低沉着说:“你怎么刚到家,听孙有炳说你坐的车早上四点多就到北京了,他今天早上去接你没接着,刚走。对了,他让你回来呼他一下,这不,呼机号在桌上。”说着我爸进屋取字条去了。我妈在厨房里走出来,用手巾擦着手说:“孙有炳还带一个人来,我以前没见过,他在潞河医院门口有一个煎饼摊可挣钱了,他说下午收摊早来看你。”
    我妈边说边把我放地上的旅行包拿起来:“里面装的什么这么沉?”我抢过旅行包说:“全是书。”
    我妈说:“放在小屋吧。”
    我看着桌上的练习本说:“我弟学习怎样?”
    我妈说:“噢,学习还说的过去。你姐他们说星期日一早过来。”
    我走到南屋,坐在十多年前我哥打的沙发上,说:“孙有炳给我去信说他每年都来家看你们。”
    我爸说:“嗯,这几年是。”
    我妈说:“就这两三年来,头几年也不来,这不,今年还给咱家画了一幅画。”我妈手指着沙发后头,我一转头感到头晕目眩。我琢磨可能是青海人说的,到了平原有点醉氧。也可能是坐了两天火车没有睡好。那时的火车大部分都是硬座,就是北京到青海这么远,有卧铺的车厢也不多,就是有你买的起吗?就拿孙有炳去北京站接我这事来说,北京不是没有出租车。我慢慢站起来,审着墙上的画,有一只老鹰带着四只小鹰站在山崖上,崖上有几块青苔,旁边有几枝松枝。背景就是天空和悬崖,左上角题款群英会三个字。想了半天,什么意思不知道,我向站在阳台的我妈说,我在车上没怎么睡好,头有点沉想睡会儿觉。
    躺在床上,外头有人喊:“那海英,收发室有挂号信。”我妈打开门让着在筒道里说话的人。我翻了个身把枕头往下拉了拉。我妈说:“我做饭,你要没事到收发室把信取回来。”我爸说:“刚才谁呀?”我妈说:“李淑英。”我嘴里念着李淑英,不知不觉想起了罗娟英、钱君英、杨英、英兰,和我妈那海英,你说,中国叫英的怎么那么多呀,这不就是群英会吗?我操,孙有炳这幅画是不是就画的这五个人呢?没准。这小子上学时鬼点子就多,等我见着这小子非问个明白不可。
    晚上孙有炳给我来了电话,大概的意思是今天没过来看我是想让我多陪陪父母,这么多年来父母没少给我操心。还有就是他今天太忙了,昨天下了一场雨,铁道桥下积了一人多深的水,一般做小买卖的都在城外住,他们过不了桥洞就出不了摊。往常潞河医院有四个煎饼摊,今天就他一家,没给他媳妇忙死。家里什么都卖空了,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都要补货。我告诉他别来找我了,明天有时间我去找他,别招他媳妇不乐意。他说别媳妇媳妇的,虽然住在一起,但还没有结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等攒点钱再说吧。我又问了问几个同学都怎么样,他知道的就跟我多说几句,直到电话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叫声,我才让他挂了电话。

《校花》第十八章(2)

    第二天一睁眼已经日上三竿,我妈看我起床把包子又熥了熥,勉强吃两口便匆匆出了家门。我没有骑车,我想,走了八年了,通州肯定有不少变化,走到学校北墙,以前的荷花池早已不见了,墙后修了一条直通潞河医院的路,二中后头的护城河成了盖板路。记忆中的潞河医院离我家还是有一段距离,可现在走着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远远看见孙有炳正指手画脚跟买煎饼的人说什么,我走过去“嘿”了一声。他向我“哦”了一声,并向二丫说:“装不认识是不?”二丫看我一眼打了声招呼。
    孙有炳说:“当年抢你家油饼就是他出的主意。”我说:“照你这么说我成了大媒人了。”二丫转圈铲着煎饼,我俩嘎嘎大笑起来。
    孙有炳拿了几张煎饼纸铺在花坛沿上,我俩先后坐下,他叫着二丫把煎饼摊上的烟扔过来,我俩一人点上一支,他说:“今天就没有昨天忙了,不过,这种大雨天每年都有几次,头年还淹死过人呢。”
    他对淹桥幸灾乐祸,但我对淹桥并不关心。近十年没见了,我们想聊的真是太多太多。
    我问:“你给我家送那幅画啥意思?”
    他奸笑说:“我学的是花鸟画,尤爱画鹰,而且画的还不错,每次画鹰我就想起你。”
    我说:“难道我也会画鹰?”
    他说:“你不会画鹰,你是玩鹰的。”
    我说:“怎么讲?”
    他说:“罗娟英、钱君英、英兰、杨英你敢说跟你那么干净?”
    我说:“滚蛋操,你说,那老鹰是谁?”
    他说:“你没看那老鹰低着头,在选儿媳妇吗。”
    我说:“你就是个羡慕嫉妒恨。”
    他说:“那是你夸我。其实,群英会这个题材我画了几十幅了。你只是一个巧合。我临摹李苦禅的鹰一天几十幅,画的二丫直骂,你要知道一张纸5毛钱呢。
    我说:“上学时你画画也就一般,后来跟谁学的?”
    他说:“跟我大爷。”
    “你大爷是画画的?”
    他说:“不是,我大爷会写鸟字,就是咱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些走街串巷,用竹板蘸上颜色在纸上一拧一拧的写龙头凤尾的鸟字。你要买就报上你的名字,他把你的名字镶在一句吉利话里。”
    我说:“我知道,你大爷会写鸟字,你跟他学写鸟字。”
    他说:“对头。”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你们公路局找工作?”
    他说:“我能找我不就找了吗,凡是进过公安局的单位一律不收。”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有点愧疚,他跟王大力确实有点冤。当时我们这个案子因为扎了警察,上头抓的很紧,又因为上了北京日报,被扎警察记了二等功,使这个案子成了众矢之的。可后来审着审着没向媒体报道的那样,人民警察怎么勇斗歹徒光荣负伤,而是一群警察没带领章大沿帽和滋事的流氓打成一团。这个案子因为参与人数众多足足审了一年。我记得他跟王大力呆了半年多才被放出去,大概算教育释放吧。想到这儿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太冤了,本来想蹭一根烟,没想到蹲了半年牢。”
    他说:“就这样我也感谢你,起码你没胡掐乱咬,咱们的对立面不就狗咬狗一嘴毛吗。结果怎么样,他们那边进去十多个。哎,霍国强魏生京这两块料命真好。本来是他们的事,我跟王大力却成了替罪羊。这两块料要什么没什么,一个当了雷子,一个当了村长,你说哪他妈讲理去!”
    他转过话问:“你知道魏生京为什么退学吗?”
    我说:“他农村的,又不考大学,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
    他说:“他退学另有原因。”
    我看着他等待下文。

《校花》第十八章(3)

    他说:“这小子爱收藏女人私物玩炸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跟咱班李红玲一起退的学,不到20就结婚了。魏生京当村长第二年又给她甩了。”
    我说:“魏生京外头有小蜜了?”
    他说:“你听谁说的?”
    我说:“猜的。”
    他说:“那小蜜从二楼跳下来,把腰摔出毛病来了,魏生京也是没辙了。”
    “你听谁说他有收藏女人之物的毛病?”
    “听杨英说李红霞亲口跟她说的,他俩那么早结婚好像也与这有关,咳,哪天你跟霍国强聊聊,他说起魏生京可逗了,这孙子嫖小姐之前先买小姐穿过的袜子,袜子越臭他给的钱越多。谁脚臭他点谁,弄得他常去的鸡窝小姐把穿脏的袜子都藏起来,等他来卖给他。”他边说边乐。
    我说:“别说别人,说说自己。”
    他严肃起来,说:“说什么,我们单位不要进过公安局的。我回了老家大城县,跟我大爷学鸟字。刚开始我大爷给我找了一根柳树根,给柳树根砸扁了当笔。我没写之前就跟大爷保证,学会就走,决不在本地混。两个月后的一个凌晨,我大爷把五元钱放到我手里,说,孩子你的悟性太高,短短两个月就比我写得好了,我教不了你了,收拾收拾上路吧。走的越远越好。我接过大爷手里的五元钱,心说赶紧走,大娘醒了再要回去。我简单收拾收拾,匆匆告别大爷,一头向天津方向扎了下去。我顶着月亮,披着星光,一猛子就出了大城县界。从那天起我每天凌晨就开始赶路。”
    我说:“你跟张东旗正相反,张东旗不睡到中午不起来。”
    他说:“张东旗是要饭的,凌晨没人他肯定不出来。”
    我说:“大清早赶路地里有什么还能抓弄点?”
    他点点头:“可以这么说,不过,早晨凉爽,凉爽就能走的快一些。”
    “第一站去的哪儿?”我问。
    他答:“天津劝业场。那一天,我在进口找了一块地方,我把写好的四张铺在地上,用带来的小鹅卵石把四角压好。然后坐在地上看过往的人群。”
    我说:“那天卖出去几对?”
    他说:“一对也没卖出去,连看的人都很少。直到傍晚一个老头走到我的摊前问:‘这孩子,你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北京人。老头说,‘我观察你一天了,你一对都没卖出去,这东西这里没人要,你应该去农村集市上试试。如果回家没路费,我给你两块五毛钱。’我当时没要,心想刚来一天能看出什么,明天兴许就卖上两对。我大爷说了,在乡镇卖八毛,在天津北京这类大地方可以卖两块五一对。”
    我问:“你吃什么,住什么?”
    他说:“买馒头,住大车店。大车店一炕就住二十多人,一天五毛,不要被子两毛。第二天我又去劝业场,卖了一天依然没有开张。那天傍晚我溜达在天津的大街上,看着大大小小的饭馆。那时人穷吧,照样有吃肉喝酒的。我走到劝业场后面,有一条小街非常幽静。路边有不少人在睡觉,哎,我感觉这条街不错,从头溜达到尾,出了路口我问路边一个老者,‘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睡觉的人?’老者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我点头。老者说:‘这条街叫倒卧街,和劝业场齐名,这里倒卧的大部分都是天津要饭的,也有外地来这办事住不起店的。告诉你,吴佩孚手底下有一个姓张的师长穷困潦倒时都在倒卧街住过。’我听老者说到这心里有了底。师长都在这儿住,我还讲什么臭架子?我摸着兜里的三块多钱,心想,还不如要了前天那位老头的两块五毛钱,明天我再去劝业场一天,试试不过三。明天再不行,留下两块五回家路费,剩下钱大吃一顿。”
    我问:“第二天卖出去了吗?”
    他说:“卖出去两对。”
    我问:“两块五一对卖出去的?”
    他说:“两块。”
    我问:“什么人上的当?”
    他说:“马来西亚一个旅游团,一个游客买的,他叫徐耀金。他问我乐不乐意去马来西亚画画,如果想去,他给我办理一切出国手续。我说没问题。他把我的联系方式都记了下来。”
    我说:“先别说马来西亚的事,在劝业场干了多长时间?”
    他说:“第四天就走了,老头说的对,这些东西大城市人没人要。我回到通县,给院里的老头老太太画了几幅,院里的老头老太太都夸我画的好,可没有一个买的。我想,本地不能干,太寒碜。去哪儿干呢?离通县最近的就是顺义,再有,顺义我也去过。”
    我听他说到这里微微一笑:“你小子就是奔二丫去的吧?”
    他看了一眼二丫说:“当时没这想法。”
    我看了二丫一眼:“你写字哪不能写,非到顺义,你到顺义肯定有想法。”
    二丫笑了笑没有说话。

《校花》第十八章(4)

    我说:“交代吧,怎么给人家骗到手的?”
    孙有炳说:“我去顺义长途汽车站写字碰见她的。”
    我说:“哎,二丫家不是在火车站吗?”
    他说:“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公路发展很快,北京到承德的这条慢车线就没人坐了。她们就到长途汽车站又租了一个摊位。一天下午我在汽车站摆摊,我看二丫推着自行车从我身边过。我朝她哎了一声,她没回头,我又哎了一声。她回头看着我,我向她挥挥手。她认为我在向她推销画,她摆摆手。我叫她的名字,她迟疑地走到我摊前,聊了几句才想起我是谁,她说,当时认为我是她远房大爷家的孩子,也会画画,可死了很多年了,她以为遇见鬼了。你想,谁跟被抢的人打招呼呀。”
    “孙有炳你还有点正事不?”我朝二丫说:“你哥碰见他没揍他吧?”
    孙有炳说:“她哥跟我好着呢。”
    我说:“你就吹吧。”
    他说:“你爱信不信,哎,你还记得孙有来吗?”
    我摇摇头。
    他说:“就是在派出所给咱俩解围的那个。”
    我“哦”了声:“想起来了。”
    他说:“这小子又加刑十五年,听他哥们说把一个欺负他的犯人脑袋上砍了一桶锹。既然孙有来出不来,他哥自然成了我戳份儿的大哥了。”
    我说:“在顺义生意怎么样?”
    他说:“还可以吧,农村进城回乡的天天有,你不买他买。”
    我问:“多少钱一对?”
    他说:“一块六。”
    我说:“饥寒起盗心,饱暖生淫欲,敢情这句话你一点没糟践。你是怎么拿人家哥做掩护向人家下手的?”
    孙有炳向后直了直腰,看了一眼二丫说:“哪呀,在那干了不到三个月,马来西亚徐耀金就来了邀请函。他那边都给我运作好了。”
    我说:“不会是移民吧?”
    他说:“办旅游签证,到期去香港换签,我去香港换签过好几次呢。”
    我说:“那边还行吧?”
    他乐着说:“我刚下飞机,徐耀金就给我脖子上套了一个大花圈,鲜花的,套在脖子上可凉了。我问徐耀金这花怎那么凉啊?他说,这边是热带,摘了花就要在冰柜里保鲜,要不就烂了。他给我接到他和人家合股开的超市。超市门口写着,《热烈欢迎中国著名书画家孙有炳先生》。徐耀金在超市一进口给我搭了一个五十多平米的大画台,我的对面是跳艳舞的舞台。”
    我问:“商场跳艳舞?”
    他说:“那儿的商场就那样,让我去也是为了招揽生意。”
    我说:“你可以呀,低头画画抬头看艳舞,没和人家聊聊?”
    他说:“我告诉你,在那里不能说你是大陆来的,你要说是大陆来的他就不爱理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大陆的穷啊,没钱谁理你。”
    我说:“你是艺术家,他们也是搞艺术的,不会不爱理吧?”
    他说:“我没事,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我们都住一块。”
    我说:“晚上喝多了,没走错门吧?”
    他说:“人家是妖人,都是男性。”
    我听了来了劲,说:“就你这身板,在那改装改装不就完了。”
    他乐了起来,我俩又一人点上一支烟,我看了二丫一眼转过头又问:“画一对卖多少钱?”
    他说:“六十马币。”
    我说:“怎么分成?”
    他说:“一人一半,但我不管钱,给多少算多少。”
    我说:“马来西亚人不懂中国艺术吗?没有人懂国画?”
    他说:“当然有懂的,尤其有不少老年人,但在那个场合没法画国画,画国画一天也画不完一张,我这个画儿画好了两分钟一张。你没见过我画,哪天闲下来给你表演一个,刷刷几笔,可帅了。”
    我问:“生意怎么样?”
    他说:“嗯,好的时候排队。”
    我问:“哎,说真话,有看上你的不?”
    他说:“怎没有,我妈要不有病叫我回来,人家都给我介绍女朋友了。”
    我说:“说你胖你就喘。”
    他说:“真的,我回来时人家给我买了不少吃的呢。”
    看他得意忘形露马脚的样子,我没有再往下问。

《校花》第十八章(5)

    我说:“你在那呆了多长时间?”
    他说:“大概近半年,日子到了我就去香港转签。”
    我问:“你妈得的什么病?”
    他说:“什么病都有,高血压糖尿病,我不在家这些日子多亏二丫照顾。”
    我看了二丫一眼,说:“怎么,你走之前……”
    他说:“你想多了,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跟他哥有书信往来,有时聊到家里的事,他哥过节去我家看望,正赶上我妈犯病,没跟我说就把二丫接到我家照顾我妈。”
    二丫看了我俩一眼。我说:“大哥就是大哥呀,太仗义了。哎,背回多少叶子?”
    他说:“六十万马币。”
    我问:“一马币换多少人民币?”
    他说:“一马币换五块,我告诉你,北京只有一个地方能换马币,你知道在哪里吗?”我摇了三次头他才继续说:“知道毛主席纪念堂不?就在他西边,中国银行,那一天我把钱全换了。”
    “我操,三百多万,钱哪?”我四下打量着他。
    他说:“全赔了!而且还欠了人家不少。”
    我说:“干什么赔的?”
    “我跟她哥在村里开了一家饮料厂,她们村的三相电都是我接的,仅在镇里拉了一个三相电就花了七十多万。你不知道,我跟你一样上过北京日报,差点没给我判了,我们的饮料喝坏人了。”
    我说:“下什么药了?”
    他说:“好几个月卖不出去,倒掉怪可惜的,他哥行了一个好心眼儿,上了一个小广播,凡是村里人,不管老少爷们,到饮料厂喝多少都白喝。这倒好,喝一批吐一批,喝一批倒一批。因为这事审了他哥两个多月,这要在十几年前非打他一个毒害革命群众不可!她本家大爷为了救他哥还冒充革命群众到公安局给她哥说好话。”
    “这不是浪张吗!”说完我抬头看了一眼正摊煎饼的二丫,我想,得亏摊煎饼呢,这要闲着非瞪我一眼不可。我说:“既然保质期过了为什么不自己倒掉?”
    他说:“是呀,我也问他,他说的也对,就这些瓶盖要想全给起完,把汽水空掉,需要十几个人干一个星期。”
    我说:“所以又作人情又帮你们干活了?”
    他点头,拍着腿上的蚂蚁。
    我说:“老乡们没找你麻烦吧?”
    他说:“找就找他哥吧,关于亏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后事都由他哥来处理,他哥只托付我一件事,把二丫照顾好。我带她去了大城,在那呆了大半年才回通州。这不,又干起了她家的老本行。”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徐耀金重操旧业呢?”
    他说:“徐总得病死了,再有,这种民间艺术也完蛋了,要不我为什么学国画?”
    我说:“整天画大老鹰。”
    他说:“我不行,我只是在纸上画画而已,跟你比不了,你是玩鹰的。”
    我俩相视而乐。
    他继续说:“你可别小瞧了我,我可是‘通州八家’之一。”
    二丫说:“你是‘通州八家’,在北方号称‘十六名家’。这么着,你明天拿一幅画,我摊个煎饼,你看过路的是买画还是买煎饼。”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俩聊天早就该结束了,刚开始跟孙有炳聊天的时候二丫就插了不少话,为了情节的连贯性没有把她的话写进来。现在我补充一下,让这个故事更加有真实性。
    二丫开头没怎么说话,后来孙有炳说在马来西亚挣了很多钱,他妈有病二丫去照顾,并不像孙有炳说的那样。他妈病了以后,孙有炳让二丫哥在乡下帮着找一个护工,二丫哥想,兄弟这点忙要不帮还配做大哥吗?他也不知道老太太病的怎样,他先让二丫暂时盯几天,谁想一盯就小三个月。二丫说的这些我一听就是真实情况。还有就是二丫哥和孙有炳做买卖。二丫哥也出钱了,队里给腾的养猪场白使三年,三年以后交租金,一年一万元,这都是当村长的二叔给的实惠。可二叔就喝了孙有炳两瓶二锅头。最后的屁股都是二丫哥给擦的,我问二丫后来背了多少账,二丫说家里的房子全卖了还东拆西借几万元,最后他哥把厂房和合同转让给一家罐头厂才圆上这笔欠账。
    二丫东一句西一句,一到接不上下文就说,反正我跟你说不清。听了二丫的话,我大概了解了他俩的现状,二丫的委屈是:以前给哥当下手炸油饼,现在改摊煎饼养活孙有炳,中间赶上一次大起大落卖房子卖地。
    可孙有炳却认为二丫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以前二丫给他家干,说白了是给他哥干,干多少也不属于她。现在不一样,给自己干,干多少都是自己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去年就花了三千块在中山街买了一座三间房小院。
    他根本就瞧不起霍国强,每次到这吃煎饼一吃就两个,不给钱还牛逼哄哄,他工资那俩钱还不够他一个星期的流水。
    孙有炳告诉我卖肉更挣钱,他想跟我一起支一个肉摊,他说肉摊一人干不了,最少得两人,问我有想法不,我说没问题。可回家后跟我爸一说,我爸当时就给否了,理由是卖肉就要动刀子,你因为什么犯的事你不知道吗?我跟我爸磨得嘴都起泡了,我爸最后说,你要想让我跟你妈多活几年就别干。这么说吧,自从你犯了事,凡是带刀子剪子的场合我都不去,你大爷家大庆猪场请我剪彩我都没去。我妈说,得了得了,你是怕拿剪子吗?你不说猪场档次太低,要是个拖拉机站剪彩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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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18:46: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伟成 于 2017-3-20 19:02 编辑


《校园》第十九章(1)

    中国什么都跟风,偷自行车也是,我们家属院顾师傅家总共丢了十三辆,仅他闺女一人就丢了七辆。为了防止丢车,力气大的小光回来就把车扛到六楼,有的不放心直接搬进家里,有的家三轮都进屋。弄得一到夜里每家都跟车棚子似的。有的老弱病残就买个狗链子把车锁到树上或电线杆上。有的车上四把锁。
    我因为有特殊的经历,对这种事还是有一些办法。我把我妈给我买的山地车大漆全部刮掉,泼上硫酸。有时出去忘带车钥匙,就把车把卸下来,弄得一个偷车贼给我座子上夹了张字条,上面写着:大哥,你哪个山头的,我想拜你为师。下面一行是他的PP机号。
    居委会于主任,不知从谁那听到了这个故事,专门到我家取经。我说:“小偷偷东西是为了卖钱,我这个东西卖不上钱他就不偷了,这叫四两拨千斤。”那个时代为什么偷自行车成风?因为偷车价值不够判刑标准,派出所批评两句就放了,再有,二手车市场到处都是,政府不管,谁不偷谁傻帽。你以为偷自行车的都是职业小偷?中国老百姓每家都丢过四五辆,几十亿辆,我问你,职业小偷偷的过来吗?全民皆偷。
    于主任从我家出来才醒过闷儿,他说:“你哨了半天也没告诉我怎么防偷。”
    我送他出来说:“全民皆偷,防不胜防。”
    他唠叨:“老张看门,一过12点就睡觉,大门如同虚设,厂长让我说他两句,他却教育我十句,他说,‘你给我这点钱就是睡觉钱,抓小偷那是派出所的事’。前几天周红家丢一辆新车到派出所报案,你猜派出所人怎么说?报也白报。前天老张跟我说:‘你告诉厂长,他要牛逼哪天夜里小偷来了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抓来。’”
    我说:“老张说的有道理,晚上偷车的一出来至少两三个,他一个人如果管很危险,真出了人命厂子有说法吗?”
    “照你这么一说还没治了?”
    “当然有治。”
    “怎么治?”
    “我觉得……你安一个电铃,偷车贼一来就拉铃,偷东西人一般都有点心虚,听到铃声也就吓跑了。”
    于主任听了高兴地说:“太好了,这一下我就能向厂长交差了。明天我在给家属院人开个会,让大家听见电铃响都出来抓小偷。”
    我说:“你开不开会肯定有人出来,起码有新车的人要出来。”
    他说:“铃就安在你窗户外头吧?”
    我说:“没问题。不过,我妈岁数大了,我问问她。”
    主任说:“不用问了,你妈最支持我们居委会工作了。听见铃你一定要下来啊,你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只要你一出马,我们就有底了。”
    我说:“放心吧,好狗护三村。我听了铃第一个到偷车现场。”
    电铃安了没有一个星期,在一个伸手不见一指的夜里响了起来,也搭上夏天开着窗户,这铃一响给我吓的心脏咚咚直跳:敢情这声音也太大了,震得我床板发颤!
    铃声就是命令,我抄起厨房里的擀面杖冲下楼去。于主任从居委会出来跟我正打一个照面。我问:“偷车的在哪里?”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哪连电了。”这时,后面围上来七八个人,他们有的手里拿着棍子,有的手里拿着铁锹,东一句西一句地发着狠话。
    这时,我妈在二楼窗口破口大骂:“小伟成,你这小王八犊子,挨千刀的……”
    我跟主任说:“你这铃声太吓人了。”
    于主任说:“不大呀,这是咱厂子上班的备用铃。”
    我说:“还不大,咱们厂区一百多亩地用都听得真真的,今天别说了,把闸拉了。”
    于主任说:“放心,我已经把电断了。”
    我说:“我妈怎么说是我让安的铃呀?”
    主任说:“咳,上星期安铃的时候,你没在家,你妈问我,我随口一说。”
    我说:“您真行,明天赶紧摘喽,要不我给你铲喽……”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窗外的嘈杂声把我吵醒,我上厕所尿完尿,朝窗外的电工问:“卸铃呢?”
    电工说:“卸什么铃,于主任说给铃小锤上套两层胶皮套,再给铃外头套一个电表箱子,一是消音,二是伪装一下,要不小偷看见报警器就不来了。”
    我听了这个气,敢情还有怕小偷不光顾的人。
    电工在外头装完电闸箱子说:“下来看看吧,于主任给你写了一张表扬你的大字报。”
    我问:“贴哪了?”
    他说:“一号楼房山。”
    我进了厨房,扒窗一看,果不其然,于主任和一个老太太在表扬信底下聊天。听我爸说,这个于主任文化大革命就爱写大字报,他是厂子有名的写手,洋洋洒洒一大张纸,全是对我的赞美之词,我边刷牙边看,看的我脸直发烧。
    我想起了小英雄刘文学和坏人做斗争的光荣事迹,越想越觉得亏欠于主任很多很多,我哪儿像他说的那么大义凛然呀。
    这时我妈在北屋喊:“你呆会儿下去跟于主任说,今天必须把铃给我拆了。”
    我走出厨房说:“我都应人家了,你给我点面子好不好?再有,人家让电工装了一个闸箱子,在铃锤上又套了四层橡皮套,我都怕听不见了。”
    自那天看完大字报,我天天梦见铃响。



《校园》第十九章(2)


    一天早上我给家里换完煤气罐,我妈从外面进来说:“刚才孙有炳来电话了,让你下午别出去,两点一个同学来找你,好像是个女同学。这不,你爸怕忘了还写了张字条放在桌上。”
    我从桌上拿起字条边看边说:“孙有炳没说别的吧?”
    “没有。”她去阳台把葱打开晒上,又说:“你兜里还有钱吗?没钱我给你拿十块,你把头理理去,大热天的也不怕起痱子。”
    听了我妈的话心情大好。但我不能剪头发,胡子也不能刮。我要给她一点沧桑感,让她有感伤,有回忆,对了,我还没告诉读者字条上这个人是谁,她就是学生时代对我最好的钱君英。
    我自出狱那一天就想见她,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第二次见孙有炳时,我流露出想见钱君英一面,打听打听英兰的事情。今天见她在有沧桑感的同时,还要装点假牛逼,如果不装我跟她的差距就太大了。她现在正上夜大,上完夜大就当副行长,他爸在行长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之前,已经提拔了一大批中青年干部,现在北京有两家分行行长都是他爸的老部下。
    我们南楼和北楼之间是一片花园,花的品种有好多叫不上名字,这些花草都是家属院爱花的人们自发播种,我的北窗正对着一架紫藤,从我回来它就没完没了地开。这几天少雨,花朵有点往下坠,可能也是居高花自矮吧。紫藤下有一块青石和两个木凳,还有一个掉了漆的方桌,通往紫藤那里被人们踩出一条小道。一只粉色的蝴蝶拍打着翅膀在紫藤前挑着花朵。
    我下了楼,侧身过了松树隔离带,低着头撩开一枝藤叶,用手擦了擦石凳,坐下来望着紫色絮状的花朵在风中任意轻摇。
    下午不到两点,一辆桑塔纳停在楼下。一个烫着长发的少妇下了车,她上身穿一件杏红色真丝背心,下身穿一条黑短裙,脚上蹬一双中跟皮鞋,她站在车旁,看我在花下欣赏着她。
    “看本小姐驾到还不迎接?”
    我听了钱君英的话三步并做两步走过去。她两手搭在小腹上,侧拧着身向我微笑。我突然大声说:“报告队长,犯人徐伟成求医。”
    她听了我的话大声地笑了起来。“你们在劳改队里看病就这可爱的样子?”
    我也乐了起来,“我们总场就有你这样一个女医生,常穿红背心黑裙子,外面披一件白大褂。”
    “今天看你这么尊重我,嗯,你说,奖励你什么?嗯,是喝咖啡还是坐车带你去兜风?”
    我说:“这车是你的吗?”
    她说:“单位配的。”
    “哇,你是什么官?”
    “再过一年,我开的车还要高一个级别。”
    我说:“开什么车?”
    “起码是个本田吧。”
    我上了她的车,看座位上有个大布娃娃,说:“这么大了还喜欢这个?”
    她坐在驾驶座上说:“孩子落下的,昨天非要让我带她去奶奶家,这闹哟,把它扔到后头去。说,今天去哪儿,我就是你的专职司机。”
    我说:“我想静一静,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她侧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先带你去个地方吧。”
    我俩出了大院向左一拐,过了铁道,顺着铁道底下的土路走了三里多地,在一中的南墙外一片树荫下停下,我俩都默默地下了车,她在后背箱里拿了两瓶矿泉水,随手递给我一瓶,自己打开一瓶,我也随着打开。
    我说:“拉我到这来想告诉我英兰的事?”
    她说:“讲完我会好受些。”
    我说:“我知道了会有同感。”
    “那我拉你到这来就没错。”她沉默了一会说,“你走的那年暑假,也是一个星期日,也是一个有阳光有微风的下午,英兰约我来这里采花,我来找她的时候,她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右边这个铁道上背对着我往西走。那天她穿了一件绿背心,下身穿一条红裙子。她不时地回头向我招手,这时后面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我边下火车道边大喊着,让她快下来。
    “她下了火车道,却又上了新修的左边这条火车道继续往前走。当火车离我还有几十米远的时候,我才发现火车是行驶在新修的火车道上,我跟火车疯了一样叫,可怎么叫,她像没听见一样,安步当车地往前走。当火车接近她那一刻,她左脚离地,侧过身望着高大的火车头,她来不及害怕,火车就把她铲上了天!
    “那天的天真是太蓝了,像深深的海,她头朝下在蓝天中飞翔,她白皙的腿无力地伸展着,红色的裙子似盛开的鲜花,绿色的背心如花萼,她长长的秀发像被拨起的根须,在微风中飘扬。她没有落在铁轨上,可能在撞她的一瞬间她单腿着地一侧身的原因,她重重地落在了路肩上。
    “我惊魂未定地跑过去,血从她后脑流出来,她闭着双眼,很累很累地睡着,胳膊和腿极其不雅地摆放着,她的嘴唇画的非常鲜红,在那个年代只有晚上在舞场上才能看到。
    “火车上大概下来七八个人吧,他们七嘴八舌说着话,有两三个人还问我和英兰什么关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听他们东一嘴西一嘴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敢情这条新修的铁道已经试车快半年了,再有一个月不到就要正式通车。现在可好,奖金不说,弄不好通车还要延期。”
    我说:“她在哪里出的事你还记得吗?”
    她说:“当然,在前面那根电线杆子前五米,怎么……”

《校园》第十九章(3)

    我下了火车道,在路边采着不知名的花草。她跟在我后头也采起来,我俩一人采了一抱,走到英兰出事的位置,她把鲜花放在两个火车道之间的路肩上,我也像她一样摆好。
    我俩默默地站在那里不知多久,东方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她说:“下去吧。”我俩下了火车道看着火车呼啸而过。她捋好吹乱的头发说:“后来的事比我想象要复杂多了。”我俩坐在旁边的土坡上。
    “刚开始是铁路警察找我问情况,完了是当地公安局找我问经过,接着是英兰他爸和吴姨找我帮助他们准备打官司的材料。铁路部门认定为自杀。英兰爸认为铁路部门有责任,既然是试运行速度就要在能处理紧急事故情况下运行,再有铁道试运行你有没有书面通知两边的居民,铁道两边安全防护措施做没做有没有等等。铁道部门除了验尸,也了解了英兰一些情况,他们还是认为英兰是自杀。从家庭情况到她不合理的避让选择,更重要的是发现英兰有怀孕的特征。两边最后可能都有妥协吧,铁道部门怕找麻烦。英兰她爸也怕公事公办,更怕弄出什么丑事,最后不了了之,可能赔了英兰爸七八千吧。听说英兰的妈妈还回来打打闹闹过,说她交着哺养费,赔孩子的钱也应该有她一份儿,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我听着她的话自言自语地说:“她怎么能怀孕呢?”
    钱君英说:“你走了以后,她当着我面掉过两次眼泪,她说你是一个好人。”
    英兰的不幸让我很是伤心,她怀有身孕又让我很是失望。说真的,在我三十岁之前,让我三百六十度检查过身体的女孩只有她一个。虽然有手刨脚蹬撕撕打打,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我美好的想象。说白了,我在监狱里手淫的对象基本是她。自从和英兰所谓的一夜情后,霍国强他们没事就让我讲这段艳遇。每次讲我都添枝加叶,当我一讲到关键处孙有炳脖筋一跳一跳地说:“操,就你这个采姑娘的小蘑菇在那么关键时刻能睡过去吗?说给傻逼傻逼都不信。”霍国强掐着我脖子说:“你这个花匠,说实话,你给她上了不?”
    “孙子,松开。”我挣脱开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没给她办喽。”
    “没办杨英为什么老说,人家可是处女,你要为人家负责。”
    我说:“你听杨英的还是听我的?”她他妈就怕世界不乱。
    霍国强说:“我们谁的都不听,你敢跟英兰当着我们面对质吗?”
    我说:“我他妈有什么不敢的。”
    英兰这个人也真怪,自从和我有了所谓的一夜情之后,有什么事都找我说。好像我是她男朋友似的,我也不知道钱君英在她面前怎么吹的我。
    听英兰说,父亲经常夜不归宿,有时每星期回来一次给她留点钱。一天晚上他爸喝得酩酊大醉推开了家门,大喊大叫:“英子,我出差回来了,可我明天早起还要走,我要成为有钱有势的人了,从今往后大院里的人我一个都不理,这帮穷怂。”
    英兰听着父亲大话连篇,看他半面脸和身上全是泥土,心疼地说:“爸,你全身都是泥土,脱了衣服,洗个澡吧?”
    父亲说:“不洗,干革命就不怕脏不怕累,毛主席说的。”
    英兰说:“你听毛主席的被子都脏了。”
    父亲说:“凭什么把我被子弄脏了,我钻你被窝。”说着往里屋走。
    英兰说:“毛主席说全国人民要讲卫生,讲文明,讲礼貌。”
    父亲停住脚步说:“毛主席的话我得听。”
    英兰说:“那你还不赶紧洗澡去?”
    父亲说:“厂长都听毛主席的。”说着去厨房洗澡去了。一会厨房里传出父亲喳喳的乱唱声。有关毛主席的歌曲他是一曲接一曲,都是两三句,洗完澡他四脚八叉地躺在床上还吧唧吧唧唱着。英兰给父亲盖好被子,她怕父亲起夜摔着,没有关外屋的灯。回到自己屋里躺在床上,没有脱衣服,她怕父亲晚上有什么事需要照顾,刚才父亲没头没尾的话什么意思?
    自去年父亲从车队去小车班给领导开车,父母就吵架,掐头去尾她知道个大概,爸爸说妈妈外头有人,妈妈说爸爸外头也不干净。爸爸说妈妈外头那个人被他撞见过,妈妈说爸爸外头那个人她不用见也知道是谁。爸爸说说话要讲证据,妈妈说证据随时都可以找到,吵吵闹闹几个月,妈妈不再回来,爸爸隔三差五回来。头俩月爸爸往家里带过一个女人,就是鞋厂的业务厂长,父亲让她叫吴姨,她带答不理的叫了一句,吴姨点点头算是回礼,那天晚上吴姨没有走,也就是那天晚上英兰第一次失眠了……

《校园》第十九章(4)


    第二天中午,父亲的屋里说话声和搬东西声把英兰吵醒。她起床推开门看两个小伙子在搬衣柜,吴姨看了英兰一眼,朝她爸说:“就搬一个衣柜装装你的衣服就行了,其它的什么也不要,我那边都有。”说完侧过身“哟”了一声说,“英兰,你爸非要到我那边住一阵子,那边归置好了实在不行你也过去住。”说着她指挥两个搬运工出了门。
    父亲低头磨磨叽叽说:“你也知道,你吴姨是主管业务的厂长,现在改革开放了,都市场经济了,我们厂就指着她呢。所以,我为了这个厂也要照顾好她,要没有我为她挡酒,她早被人家灌死好几次了。咱们家离她家太远,我也没办法。”他朝门外看着说,“你也这么大了,我故意试了一些日子,看你也不是过不了,别听你吴姨的,她离婚都没要孩子,她不喜欢小孩,你不经常去钱君英家吗?没事让她也到咱家来玩。他看英兰眼圈一红忙说:“我会每星期回来看你。”说完把五元钱放在英兰的手里。
    英兰把钱甩在地上,他瞅着父亲出门的背影,呜呜地哭起来,说实话她看不起父亲,但这又是一生无法改变的。她烦父亲,可这是他惟一可以依靠的肩膀,现在一切的一切坍塌了,在她这个年龄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成真空地带,这需要多少感情的温暖、物质的刺激去填补呢?
    她坐在父亲余温未消的床上慢慢地冰冷下去,她想着父亲给他钱时歉意凝重的眼神,她一次次回忆着,父亲出门那一瞬间阳光照在他一侧的肩膀上温暖而宽厚。她认为把钱扔在地上父亲就会哄哄她,暂时不会走,可父亲让她大失所望,她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大哭一场,感动父亲别走。哪怕是一个月不回来也无所谓,因为每当她打开家门,爸爸的味道充满每个角落,挂在衣架的西服给她无限的慰藉。她看着挪走的衣柜墙上挂满灰垢,感到自己的心空荡荡的。
    她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屋里,被子扭曲地趴在床上,她开始回到现实中来。她抬头看了一下日历,今天是10号,父亲说每月给她15元钱,28斤粮票,她粗粗算了算,如果不瞎花,钱是够用,她又回到父亲屋里,看着地上的钱,在捡钱之前,她扭头看了一眼窗外。父亲是否能意外归来,因为靠在酒柜旁那把气枪他没有拿走,她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打鸟。如果这时父亲回来她一定扑倒在他怀里,她要用父女情和吴姨做一次决斗。
    院子静的能听到阳光慢慢移动的声音,她捡起五元钱,好像又看到了希望,五元钱意味着最多9天父亲就得回家给她再送钱来,下回父亲送钱来,她想跟父亲说以后每次给他三元钱,以防她乱花,这样每月她就能多见父亲两面了。她走进厨房打开缸盖,里边有七八斤大米,其实她知道里边有多少米,就是想打开再看一眼。盐还有多半碗,酱油还有少半瓶,她不想做饭,起码今天不想。
    她简单地梳理完毕出了家门,此时阳光依然明媚,树上的叶子懒懒地摇曳。出了院门向右转,过了桥下了道来到钱君英家楼下,她大声喊着钱君英,她看钱君英在阳台上露出头,她摆手让她下来,她说有重要事要和她谈,说完她在护城河边找了一棵柳树下徘徊,她心乱如麻。看钱君英还有几十米远她就喊:“我爸走了,我爸不要我了。”她喊完大哭起来。“我想喝酒,我想打人,咱们找徐伟成打人去吧!”在找我的路上,她把所发生的事情和她说了一遍,找到我时又说了两遍。
    钱君英歪歪扭扭在铁轨上说:“英兰,你说这么多遍了烦不烦呀?”
    我说:“你找你爷爷奶奶,让他们教育你爸爸。”
    英兰说:“爷爷我上初一时就死了,奶奶还指望他养,又带着我弟弟能管这事吗?”
    我说:“那就只好找派出所了。”她怀疑地看了我一眼。“你想,你还没有成年,他就得管你。”
    钱君英说:“他爸不是不管他,她爸是到吴姨家住。”
    “我爸不是不给我钱,他每月给我15块,算了。”她带着哭音儿说:“我死了也不让任何人管。”说完独自往前走,钱君英追了上去,我随后说:“你别哭啊,有什么让我帮忙的,尽管说。”
    她站在前面说:“谁哭了,我是恨。”她转过头说,“我恨吴姨,你帮我打吴姨好吗?”
    我说:“干吗打人家,又没惹你?”
    英兰说:“她跟我爸好就是惹我。”
    我说:“她惹你你爸为什么不打?”
    英兰说:“我爸是她的司机惹的起她吗?”
    我说:“听说是你妈先散了心,后来你爸的心就野了。”
    英兰说:“你说那些干嘛,你管不管吧?”
    我看她又抽泣起来忙说:“管管管,你踩好点儿,我带三个人够了不,再不带上十个八个的,没问题。”我说这些话也就是吹吹牛逼,别看我们隔三差五的打架,可跟大人打还是有点犯嘀咕。但我有一个毛病到现在都没改,炸北京火车站的事我都敢先应下来。

《校园》第十九章(5)


    关于打吴姨的事我跟霍国强孙有炳商量了好几次,霍国强一直不主张打,理由她是大人又是女的,而且还是厂长,通县工业局有几个企业?打了整个通县都得轰动喽;再有,霍国强非让我承认跟英兰有过那事,如果承认了他可以考虑考虑,我知道他调理我,也不跟他较真。我带他和孙有炳见过英兰两次,他俩一见英兰牛逼吹上了天,他俩打起架来手黑的不行了,打谁都是半死。打吴姨别打残了,给你爸的工作弄丢了,你就没钱花了。不但这些,他俩还骗吃骗喝,没有三天英兰的钱就花的差不多了。这时钱君英的父亲把英兰找到家里,告诉她一个月怎么安排支配自己这十几元钱。要知道一个月15元在那个年代就是富姐了,就是天天吃食堂也够花,你想,普通的素菜六分至八分,一份红烧肉也就三毛钱,一个小姑娘半份就够了。星期日食堂不开门,自己如果不在家里做还能到钱君英家蹭两顿。我想她对钱君英有特殊的依赖,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我之所以对英兰有那么多回忆,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死。从我进监狱那一天起,死一直离我很近,当狱友一个个相继离我而去的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天真的想法。我肯定要慢慢长大,可我不会死,世界上只有少数人不会死,我就算一个。就是死了,也是暂时的,我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英兰,你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吗?
    岁月的流逝让我们阴阳两隔,但你的身影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监狱八年多的时光里,我一直靠你的身体取暖,是你让我知道了女人对于男人是多么的重要,也是你让我知道了女人是多么需要男人的爱护。我不知道多少次躺在监狱里的床上望着窗外满天星斗,也是那个夏天,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曾有过不详的预感……英兰,那天我无力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只想让你托梦于我,你的恐惧,你的失望,你的一切的一切,你能告诉我吗?今晚,明晚,甚至今生。我屋上铺的神精病说过: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没有人能重复昨天的日子,也没有人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对昨天的恐惧失望是对生活的回避,对明天的憧憬想往是欲望与贪婪,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逃避。
    在我俩即将上车的时候,钱君英扶着车门对我说:“你……能告诉我,你跟英兰发展到哪一步了吗?”她上了车说:“她底下流了那么多血。”
    我侧过身明知故问:“你是说过生日那天晚上?”
    “还有你弄脏的床单。”她紧闭双唇。
    我不好意思说:“她没跟你说吗?”
    “她只说是你弄得,我再往下问不成流氓了吗。”
    我望着车外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她说:“如果张东旗不当兵,如果英兰不认识你,如果你不走那么多年,如果我……”
    我说:“你是说英兰的死与我有关?”
    她说:“我没这么说,英兰生也罢,死也罢,这是她的选择。可她的家庭和同学是无法选择的。”
    我说:“你还是说了。”
    她说:“我没说你,我说我自己。”她靠在椅背上。“这么多年我无法忘却。”
    钱君英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是啊,当年我如果在她面前正经地说一句:“英兰,我喜欢你”,或者说:“我特喜欢和你一起玩儿”。我想她的命运会有所改变吧。可我却把她当成一个可以随意挑逗的异性,我他妈真不是东西。在那个年代我是第一个检查过她身体的男孩,而且,她还跟我说尝过敌敌畏。她已经走到了阴阳两界之间,我却没有拉她一把,还拿她这种举动当胆大来佩服,助长了她迈向死亡的勇气。我小声嘟囔:“有时人格的尊严要胜过生命,当她无力保住身体贞洁的时候,她会选择死亡来捍卫自己失去的圣洁。”
    她说:“你再说一遍。”
    我说:“本来我可以救她,可……唉……”
    她说:“我们都固有一死,只是迟早的事。她那天的死也许早有安排。不管是报复父母对她的无情,还是蔑视社会对她的不公,还是你我对她冷漠的告诫,总之,她的目的达到了。她让我对她的死产生敬畏,让我忏悔,每当我一个人想起她时,我就会听到她的声音,‘我真想你啊!你能抱抱我吗?’每当这时我都会抱紧双肩对她说:当我谢幕的那一天,又有几个同学能为我缅怀呢,我的好英兰。”说完她趴在方向盘上抽泣不止。“我每年都过来,今天有了你,我好温暖。”

《校园》第十九章(6)

    看着她伤心的样子,我真想把她抱在怀里,安抚说,我以后每年陪你来看她,你俩是我最好的女人,可我现在这个处境有资格说吗?我岔开话题说:“现在回忆起来,真是随手可得,可是……”
    她用手向上勾了一下湿润的头帘。
    “这样更好,说吧,出来后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孙有炳想让我跟他合伙做买卖,我爸想让我找个工作上班。”
    “你爸让你上班是怕你惹事,还有你做买卖是需要投资,是投资就有风险。尤其你刚出来对外面的事不太了解,风险就更大。”
    我不时地点头。
    “这么着吧,我手头有六万块钱,放你这,你看干点什么?”
    我看着她。
    “看我干嘛,这是我自己的私房钱,我爱人不知道。”
    我闭上眼。
    “怎么,不敢接受?这么着,干赔了,就算没这么回事,干好了算咱俩的,你看怎样?”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想听她涵蓄地说,我生活中有一个爱人,精神中也应该有一个爱人。
    可她却说:“还记得上二年级咱们看《草原英雄小姐妹》时,前面放一下记录片,一群山区的孩子为了上学每天都要翻一座陡峭的山崖,这群孩子在老师家长的带领下一边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一边艰难地跋涉。”
    我说:“记不起来了。”
    她继续启发我说:“看着记录片我们不少女生哭了,陈老师看到他们登到顶峰带头鼓起掌来,所有同学都鼓掌了,只有你默默无语,出了俱乐部你问我,都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他们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为什么那么不幸呢?”她看着我下半身,放慢了语速说:“你发育一般,可你从小有思想。我头两个月又看了一个电视,也是一群孩子上学,他们同样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是将登山改成了淌水,夏天发大水要拽缆绳过河。一点进步都没有,他们无非想告诉我们大人,你的孩子多幸福呀,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可他们从来不反问自己,解放半个世纪了,这些孩子为什么没有一点改变?这些孩子为了上学每天要走十几里的山路?那么危险,那么辛苦,他们应该怪谁呢?我活到今天才思考你小学二年级提出的问题。”
    我不好意思把头扭向车外,转了一个话题说:“孙有炳说想在十三店门口练个西瓜摊。”
    “我看也可以,先锻炼两个月,嗯,这么大了,千万别让父母再操心了。缺钱随时找我,别不好意思,我相信你能干出一番事业。”她侧过头说,“你别不相信,在我身边比你差的有不少人现在都干的不错。”
    我说:“今天你的话我铭记一辈子,不仅是为你瞧得起我,还要为我所有的朋友。”说完这句话车已经停在我们厂家属院门口。
    她说:“今天我就不去你家了,问你父母好。”说着她下了车,打开后备箱,“你看给家拿点什么?”
    我看着后背箱里的东西,好吗!跟一个小超市似的,应有尽有。我拿了一桶油,一小袋米,她又帮我拿下一箱水果,我们就此告别。
    走在大院里我故意放慢了脚步,跟所有认识的人打着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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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19:11: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伟成 于 2017-3-20 19:16 编辑


《校花》第二十章(1)

    孙有炳跟我爸谈过两次,他出钱,我出力练个西瓜摊。我爸无奈,勉勉强强答应下来,并一再嘱咐我俩不要惹事。他从南街鲍鸡头那儿买了一辆平板三轮,我到我们厂借了一块百孔千疮的毡布,又从厂子找了十来根木杆子,瓜摊就搭在十三店对面马路边。棚子搭好,我从厂子要了两块报纸板子,用砖搭了一张床,看着毡布上大大小小的窟窿,我回家把单人床上的塑料布撤下,系在了床上以防雨水。孙有炳从县供销社花了一百二买了一台秤。第二天上午,孙有炳从富壕上了一车西瓜。
    我问:“卖多少钱一斤?”
    他说:“六分钱上的,先卖两天一毛五,卖到一半的时候降到一毛二,收尾的时候六分也卖。开头两天卖的一般,降到一毛二,销量明显大了起来,收尾卖一毛时又慢了下来。
    在练西瓜摊的日子里,同学之间除了孙有炳,到我这来最多的就是杨英。九十年代初小公共在北京悄然兴起,杨英和他爷们东摘西借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小公共。她爷们开车她卖票,外代做保险。每天晚上她一收车就到我瓜棚来买西瓜。有时就地宰杀,大口咀嚼。然后托着剩下的半个扬长而去。杨英的小公共上车就一元,从通县到大北窑两元,就这消费普通工人天天坐也坐不起。杨英经常给我讲北京大街上的所见所闻,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其中,罗娟英的许多情况都是她跟我说的。
    杨英毕业以后,考进了科学院图书馆;钱君英进了她父亲就职的农行;罗娟英考了纺织学院。
    刚上一年学,北京一个文化团体招模特,也就是中国第一批模特。罗娟英和几个大学同学一起哄报了名,报名二千多人,只取十名,最后录取了十一个,她榜上有名。又过了半年她上了当时的《精品》杂志封面,就是后来改版的《时装》杂志。自上了封面以后,她凡人不理,见谁都扬头,这都是杨英说的,她结婚一个同学没叫,她离婚的时候同学都知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听杨英说离婚原因让咱们老百姓的女人说就是吃饱了撑的。这个男的比罗娟英大十几岁,是电视台的摄影记者。蜜月一过,上班的头一天那男人就给罗娟英自行车上绑了一个小孩的椅子。这让罗娟英感到很羞辱。接着是男人经常跟踪罗娟英,并偷拍和罗娟英说话的男人,PP机一天查一次,罗娟英每次出差演出,男人请不下假来陪同就不让去。让罗娟英一说就是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她感到无比的压抑,两人不到一年就离了。
    离婚以后罗娟英疯了一样在外头游荡,除了睡觉才走进家门。一次去西藏取外景,她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家族在西藏很有背景,听杨英说这个贵族的儿子很爱罗娟英。罗娟英举过一个例子,她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男的都了如指掌,每次在外头吃饭,贵族儿子都把她爱吃的菜尽量多点几个,就这样罗娟英也没跟小贵族过上几年。
    罗娟英说这个小贵族不正经,我认为这可能是民族习俗,这小子经常带罗娟英去高档娱乐场所,一点就五六个俄罗斯大妞陪酒。一个大妞一小时一千五百元,五六个大妞一晚上多少钱你一算就出来了,罗娟英就去那结账的。你说这是什么民族风俗,女的再好也是男人的附属品。前一个男人太自私,后一个男人太放荡,一紧一松她在中间,总之没让她过上正常女人的生活。
    在一个天高地阔的下午,罗娟英看着远处的羊群对贵族说,她要走了,她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她要重返舞台。贵族也没吃惊,只是跟她说,走了以后就把他忘了吧,千万别说这段生活经历,说出去她会有许多麻烦。关于给罗娟英多少钱,她给人留没留下孩子不得而知。
    星期日上午10点,正是红旗厂向阳厂及周边农村到十三店买食品及生活用品的高峰期,当然也是我贩卖的大好时机。我给几个围观的男女老少普及着挑西瓜的知识,现在我还记得,嗯,西瓜纹炸开要清晰。瓜瓣底部要凹一些。放在手里不能压手,不能发飘。压手不熟,发飘就髅了,嗯,还有,用手一拍要有颤的感觉。那天我正忙得不亦乐乎,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扭头一看,罗娟英和她妈正朝我微笑,我先叫了一声阿姨,然后惊喜地望着罗娟英说不出话来。
    “你先给人家称西瓜。”她说。
    我慌乱地给人家忙活起来,在忙活的同时不时地看她一眼,生怕她跑了。你说也怪,我越想停下来人越多,真他妈烦人。罗娟英说:“你把你的笔和记账本拿来。”我将记账本递给她,她在本上熟练地写了两笔还给我,说:“收好,上头有我PP机号和家里电话,以后常联系。”
    她妈说:“哎呀,啧啧啧,孩子这些年可受苦了。不过,嗯,还没怎么瘦,比上学时头发短了。哎,这样小伙子多精神,你妈你爸身体还好吧?”我不时地点头,“嗯,你们厂子大杨还好吧?”
    罗娟英埋怨着说:“妈,你越说越远了,人家正忙着呢,咱们走吧!”
    我忙说:“拿个西瓜走。”说着给她挑了一个大西瓜,她推脱了半天最后说:“太沉了,拿个小的吧,就那个吧。”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故意给她拿了一个中不溜的。她妈埋怨地说:“人家这么不容易还白吃人家。”说着接过西瓜。没走几步,罗娟英接过她妈的西瓜,将西瓜托在耳际,她的腰像一条麦穗鱼一样在扭动,宽松的长裙在她修长的腿间欢快地跳着舞蹈……
    进了三车货后,我俩已经挣了七百块。
    星期六的下午孙有炳备足了货,说:“今天我在这睡吧,你回家睡去,明天一千多斤够你忙的。把三轮车骑走,我睡觉有点死。”
    我回到家里洗了一个澡,不到八点就睡了。大约一点多钟,电铃骤响,我从厨房拿起擀面杖,冲到楼下朝院门跑去。看大门的张师傅看我拿着擀面杖风风火火地跑过来才从收发室里探出头说:“今天偷车的人来的最多,我看见就三个。我看一小子蹬个三轮车,从院里骑出去,三轮车上少说也有七八辆山地车。”
    我听了心里一恍惚,别是我的三轮车,想着跑到我家楼底下,得,放三轮车的地方空空如也。甭问了,我的车不但被偷,还当了作案工具。你说倒霉不倒霉吧,我就骑回来一天就被偷了,怎么向孙有炳交代呀。再有,院里丢车的人还不恨死我,没有我的三轮车当作案工具,也不至于丢那么多车,我听着人群里议论纷纷别提多恼火了。



《校花》第二十章(2)

    回到家里,从八仙桌上拿起烟,还剩一颗,把烟盒攥了攥扔到烟灰缸里,狠狠地吸着烟,可能是肺里进的烟太多了,有要炸开的感觉。我看了一眼床,豪无睡意,轻轻地打开房门,慢慢地关上,走到传达室门口,屋里有两三个烟头交替闪烁。不用问,屋里的人肯定是丢车的。本想同命相怜打声招呼,一想算了。
    打开挂着的大门锁,心里的气又来了,这个大门比没有大门强不了多少。看门的为了夜里睡觉不被人打扰一直不锁大门。院里下夜班的上早班有烂七八糟事的自打自开挂好即可,你说这能不丢车吗?
    走到火车道桥洞时,风带着青草的味道扑面而来,向远望去,木材厂方向有点点灯光,上了高坡,翻过低矮的铁路栅栏,站在路肩上看着我家楼房,这是我走了近十年惟一的改变,农机修造厂已经破烂不堪。小时候我们在铁道上玩,经常能看到高大厂房里的灯光,现在却一片漆黑,木材厂也一样,自我回来就听说,停产三四年了,最近听说厂领导参股要和香港一个公司合作。南边坡下这片三角地小时候夏天积水冬天当过溜冰场,现在当了堆废土的垃圾场。
    望着远处的天空,回转身,在繁星和没有睡着的虫鸟注视下,沿着路肩往回走,回到院里天已经有点泛白。风儿停息,小树林里偶尔有拍打翅膀的声音。我掉过头看时,发现铁栅栏外头有人影晃动,他一会儿站住,双手插在口袋里,和我刚才一样仰望快要逝去的繁星。
    从漫不经心的举动到毫不犹豫的姿态看,这小子对周边环境很熟,他走到铁门前,熟练地打开倒挂的门锁。我想大喊一声,可手里什么家伙什都没有,我顺着花台猫腰向家跑去,进了家门从厨房抄起菜刀转身下楼。这时铃声大作,我身上像装了弹簧一样冲向院门。
    赶到收发室前已经聚了三四个人,有俩年轻人揪住一个家伙。我看见被揪住的家伙眼睛都气裂了,我跑过去,举起菜刀,照这家伙脑袋劈去。这家伙被砍完当时就愣住了,血从他头顶一下流了下来,所有揪他的人都松开了手,一瞬间,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于主任跑过来看到这一幕当时就傻了,于主任简单地问了两句转向我,说:“怎么办吧,你就是个惹事的衙役。”
    我说:“给丫挺的送派出所去。”
    “这样派出所收吗?”于主任叫着两个小伙子,“去,看他能走不,能走给他推出院,让他赶紧走。”
    两个小伙子往外推着偷车的嫌疑人,看着嫌疑人出了大院,于主任说:“快把大门锁上。”张师傅迅速将门锁好。于主任走到一号楼底下,抬着脚尖撕着表扬我的大字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唉”了一声。
    三轮车丢了孙有炳并没有怪我,我也自觉,得了,就从卖西瓜利润里扣吧,自从丢了三轮,我俩生意也开始走背字。那天他进了半车桃,我数了数二百多袋,孙有炳码好最后一袋桃,说:“该着咱俩发财,我走到北苑汽车站南口,正碰上这帮卖桃的车坏了,在批发市场这一袋最少得十元,我五元一袋就搞定了。这些桃就一个毛病,熟的有点大发了,你今天别的什么都别干,八元一袋给批出去。”
    我听了以后也无比振奋,我捋胳膊挽袖子开始忙活起来,我俩一直忙活到三点多也没卖出多少。大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桃熟的太大发了,根本无法保存,二一个这也不是批发市场,这都是现吃现买的东西,再有,在那个年代不是每家都有电冰箱的,起码我家就没有。
    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又打开了十几袋,有一半的桃都长出了毛,这时我有了一点醒悟。我说:“有炳,咱们八成是上共军的当了。”
    他低下头坐在床上说:“三轮车也没了,这么着,你跟商店这帮人熟,去借一个推车来,傍晚偷着给倒了吧。唉,共军太狡猾了。”

《校花》第二十章(3)

    第二天中午,我在十三店买烟,刚收起烟和找的零钱,一个人从后面锁住了我的脖子。我从眼的余光和后背贴在对方的体位,感到这小子比我要高上一头。我紧缩脖子,肩膀向上端着,两只手扒着后面人的胳膊喊:“操,谁呀?松开!”
    后面人没有说话,胳膊虽然没有再收紧,但也无法挣脱。我想,可能不是仇人,可看到柜台里售货员惊愕的眼神,心里一沉:八成是遇到麻烦了。我双手突然向上一托,下巴向脖里一缩,嘴照着这小子胳膊就是一口。这小子“哎哟”一声放开了我。我撤后几步一回头,同时做出一个防御动作。
    “操!你真咬啊!”
    我脱口而出:“霍国强!”
    “出来多长时间了?”
    我说:“快两个月了吧,听孙有炳说你在刑侦呢?”
    他妈的,刚封闭培训了三个月,调321了。
    “321干什么的?”
    “特务队,上班穿便服,今天有外勤才披上这身。他妈的,大热天,哎,有事吗?”
    我摇摇头:“和孙有炳弄了个西瓜摊,没什么事,有事我回家叫我弟帮看一下,他正好放暑假没事。”
    “没事跟我走,带你去个地方。”他说着买了一盒烟,把烟打开抽出一支递给我,我给他点上,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支。我俩出了商店,坐上他的挎子,到我家把我弟喊了下来,交代几句,我俩扬长而去,来到西关一个叫香蕉发廊的门口停下。他从腰里拿出对讲机,说了现在的位置,然后拉开发廊门。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迎了上来,说了一句什么没听清,反正是好话,霍国强没有回头地介绍说:“这是徐哥。”
    “徐哥好,我叫江雪莲,您以后就叫我雪莲喏。”她很南方地说。这个姑娘穿平底鞋也有我这个头,中长发,发型是当年很流行的中分,上身穿一件绿色宽带跨篮背心,下蹬一条白色收口磨沙真丝裤,人长得不错,美中不足就是唇线纹的过重,每说完一句话就把嘴团起来,怎么看怎么有点像鸡屁股。我坐在门旁的双人沙发上,看着雪莲给我俩沏茶倒水,我问:“你怎么混上这身衣服的?”
    霍国强喝了一小口水说:“高中一毕业我妈退休,我接了我妈的班。”他继续说,“刚进厂三个月就跟车间主任打起来了。保卫科解决完,人家不要我了,没办法,保卫科长刘叔说:‘让你妈赶紧给你联系车间,联系好了赶紧滚蛋。’我妈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又退休了,到哪找关系,你让刘叔找吧,他好歹是个科长。’说完,我妈又骂了我一大顿。刘叔给我联系了印花车间和透明片车间,人家一听家属子弟,没有一个爱要的。没办法,我听我妈的,早晨一上班我就给保卫科打打水,给刘叔沏沏茶。一天刘叔到收发室处理门卫和外头人打架,对方推搡了刘叔,我上去就将那小子摁在了双人椅上。刘叔处理完打架,在回保卫科的路上说:‘大强,你天生就是干保卫的胚子,跟我干吧。’干到第二年正赶上公安局招人,刘叔说:‘你不是爱当警察吗?’我说:‘警察没咱们厂滋润。’他说:‘你跟我干一辈子也出不了头,你不是干部级。你干警察就干部级,不爱干调到哪单位起码是干部。公安局的盘子大,兴许你能混个一官半职。’”
    我说:“我们厂的王姨正联系让我到塑料二厂上班呢。”
    他说:“去那个厂干吗?不如自己干点什么。”
    我说:“这是我妈给联系的。因为迟迟没信儿,前些日子我爸还给北京市市长写了封信呢。”
    他从桌上捡起一个桔子边剥皮边说:“工厂干什么劲呀,干什么一个月不弄个千八百块。”
    我说:“我爸就怕我惹事,练这个西瓜摊还勉强同意。”
    霍国强把桔子皮扔到桌子上说:“既然这样,你先办着,办不成再找我,我给你找北苑派出所所长。”
    我欣慰地说:“打仗亲兄弟,办事老同学。”甩完这句话我还想再夸他两句,最少一句,可一时想不起来。我为了不冷场起身把虚掩的门又关了关,转过身讨好地说:“咱班女同学你跟谁走得近?”
    他说:“哎,你说也怪,上学时天天做梦都想约她们,自从上了班,可能也忙点儿,一年到头也想不起来几次。怎么,想谁了,说吧!”
    我说:“别别,你约她们能帮她们办事,我约她们是给她们找事。哪天一传出去,大晚上跟一个劳改犯在一起,让自己的老爷们知道了多没面子。”
    他说:“昨日黄花今不在,谁约谁还不一定。”
    我不知道这句名诗出自于哪儿,我没话找话说:“我那个初恋现在怎么样?”
    “你说罗娟英吧?”我使劲点头。“当模特呢。”他说。
    我说:“就在舞台上走走就挣钱?”
    他说:“中国没有专业模特,都是业余的,她有一个工作。”
    我问:“你们有联系?”
    他说:“时不常能碰到,你回来了,组织组织。这个人听说失踪过几年,后来听说嫁给一个西藏贵族的儿子吧,这个贵族在中央都挂号了,听说给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让人家给蹬了。自从西藏回来以后,她出手非常大,有一桑塔纳。”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
    他说:“今年三月份开两会,我在民族文化宫执勤,她正好从文化宫出来,跟她匆匆忙忙聊了两句。”
    我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张东旗,随口说了一句:“祝她幸福吧。”
    霍国强说:“她折磨你那么多年,还想着她。哎,你怎么净问女生呀?”
    我说:“男的孙有炳都跟我聊了,张东旗要饭呢,王大力在五建,魏生京当了村长。”
    他说:“张东旗是个异端分子,他有不安定因素,是我们监管对象,那年学潮有他的录像,他经常跟上访的搅在一起,每年两会我们都收容他。有一次碰见这小子,他还给了我一个小册子。哦,好像放在这个抽屉里。”他手指着桌子。

《校花》第二十章(4)


    雪莲嘟嘟囔囔地帮助翻弄起抽屉,她找了半天找出一本薄薄的书,看了一眼霍国强,然后递给我。我本无心看书,无奈霍国强和雪莲开始打情骂俏。说句心里话,张东旗写的这些烂七八糟的我还真看不懂,举几个例子读者也可以猜一猜。
    《树与笼中鸟》
    你犯了什么罪
    没有回答
    你不想出来吗
    没有回答
    它凝视着落叶
    树
    倏然变成了巨大的网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臭丫挺的写的什么意思,不过他有的诗我还是模模糊糊能看懂。
    像他在外面流浪的诗:
    天上的星星
    亮不过一盏油灯
    硕大的夜
    盖不住一声蛙鸣
    坐在你的回忆里
    望着你最初的容颜……
    还有《致老王》:
    每天
    把白天的话
    白天的脚印
    连同夜
    扫到一块儿
    堆起来
    然后
    点上一支烟
    抽完夜
    一辆行李车飞过
    将扫过的影子
    一节节搅碎
    火车的蒸汽
    烫弯了一个视线
    我把小册子合上,抬起头问霍国强:“这小子在北京站跟我海聊过一次,好像没提过他会写诗。”
    “跟这小子接触你要注意,你底调,别让他给你刮进去。”
    我说:“他都混成这样了还写什么诗呀。”
    霍国强说:“这你就不懂了吧,写诗的都是疯子,这是我们局一个哥们说的,他也写诗,写的是古体诗。他看了张东旗一首诗,说这小子有点诗才。”他用手给我翻着,“就是这首。”
    《葬花》
    在一个雨意涟涟的日子
    不知为什么
    你要去葬花
    但去路悠悠
    你需要经过
    踏雪寻梅的意境
    你需要面对
    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的情节
    在一个雨意涟涟的日子
    不知为什么
    你并不孤独
    只有点点冷然
    所有的风景都在岔道上
    所有的往事都转过身去
    所有的细节都向你漂移
    在失真的空气里
    在凝固的小溪旁
    在你华发之年
    你手握的篮子里
    只是空有余香的标本
    在那坟前
    你没有选择的
    成了花的墓碑
    看到这我说:“这小子说的有点哲理。”
    霍国强说:“神经病人说的话都是有一套理论的,应该说他们的话最接近真实,因为他们的话都直接反应在本质上。但人类社会是需要伪装的,我们日新月异的奇装异服伦理道德就是最大的伪善。”
    “这么深刻的理论从哪里背的?”
    “审案子审的,正常人那儿审出实话来,难!神经病人那审出假话,更难!”
    我“唉”了一声,自言自语:“如果他没有感情上的挫折,这小子兴许能当个营长了。”
    霍国强说:“这就得怪他妈,他妈发现他和罗娟英谈恋爱以后,为了拆散他俩才让他当的兵,要不他也能考上大学。算了,别聊他了,这就是命。四班的大包前几年被车撞死了,还不知道大姑娘什么滋味儿,跟谁讲理去?跟你好过那个二尾子英兰不知中了什么邪,好不影儿的就卧轨自杀了。”他看我低下头说:“算了,今天咱们找几个同学一块聚聚。”
    我说:“时间还早。”
    他叫雪莲把旧茶倒掉,重新沏壶茶来,雪莲从窗台上拿起一盒茶叶说:“就沏这个啦。”
    这时霍国强的对讲机响了,他说:“你先喝着,我出去一趟。”说完他出了门,上了三轮挎子,他的大屁股把车座子包的严严实实,随着一组噼里啪啦的巨响,三轮挎子像一条被惊吓的驴狂奔而去。我回到屋里看了雪莲一眼。无聊地点上一支烟,雪莲把沏好的水给我倒了一杯,说了一句客套话,便坐在椅子上翻弄起一本美容书。我吹着杯子里漂浮的茶叶,一人喝起闷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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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20:24: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伟成 于 2017-3-20 20:29 编辑

《校花》第二十一章(1)

    开瓶声、倒酒声、杂乱的撞击声把我从梦中吵醒。睁开浮肿的双眼,看着洗头池前雪莲脸部挪位地疯笑。我心里一激灵从沙发床上坐起来,背靠在墙上,脑袋一遍一遍地回忆着……我怎么睡在这里?在十三店碰到霍国强,他把我带到这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就出去了,后来又干了什么一时想不太清楚,这是几点了,外头那么大雨,喝死我了,他妈的霍国强呢?当雪莲给我倒水的时候,我看到墙上挂着的表已经快八点了。我起身一边穿鞋一边说:“我该走了。”
    雪莲收起笑容,坐在沙发床的一角,抱着腿歪过头说:“伟哥,你知道我刚才笑什么?”
    我摇头侧身。
    “外头雨大,我在屋里尿了泡尿。你听到尿声说,‘操!还倒是吧,喝起没完了。谁怕谁呀,有种对嘴喝。’我听了你的话,笑坏了。一个大屁没憋住放了出来,你说,‘操,又起一瓶,真对嘴喝呀!’伟哥,你也太能梦了,你中国第一梦呀。”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听着她音乐般的笑声,我也笑了起来。她慢慢收起笑容,深情地看着我。我瞅着她含情的眼神真有点招架不住。
    我说:“我喝了多少?”
    她说:“不知道,你们总共喝了两箱啤酒,三瓶白的。”
    我扭头看了一眼外头的雨说:“我们竟是谁?”
    她说:“你不会喝的断了片吧?”
    我说:“我真不知道,我知道霍国强买了不少下酒菜回来。”
    “什么买的,都是到小商贩那拿的。”
    我说:“昨天有孙有炳对吧。”
    她说:“你知道了还问我。”
    我说:“我是猜的,我真想不起来有几个人了。”
    她说:“有魏哥,孙哥,后来又来了一个开小公共的杨姐。”
    我为了配合她往下说,“噢,想起来了,对对,有罗娟英。”
    她说:“伟哥,我看她不像好人。”
    我板起脸说:“她怎么了?”
    “她老让霍国强为她喝酒。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她喝了多少?”
    “不知道,反正喝的走不了了,是霍哥送的她,霍哥说送完她回来再送你,可后来他就没回来,真讨厌。”
    我知道雪莲讨厌的是谁。
    我说:“再见。”
    她小心翼翼端着水杯说:“你走啊,昨天孙哥没回家,去西瓜摊睡了。”
    我憋着尿说:“那也该走了,你孙哥一下雨就忙了。”我知道她听不懂我说的话,但又没必要解释。站在门前向外望了望,天阴得很沉,要想等雨停下来走是不可能了。我跟雪莲打了一声招呼便冲出门去。
    说句老实话,我特别喜欢淋雨,这是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我在写思想汇报的时候经常用一句话:在剩下的刑期里,我要用雨水和汗水洗涤我肮脏的灵魂。我躲着路上的积水,不时地避开汽车扬起的水花。我从学校门口过了马路,雨突然大了,我在红旗厂小树林里飞快地跑起来,躲着大大小小的水坑冲进瓜棚,孙有炳浑身是水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我。
    我问:“你怎么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说:“操,我睡的正香,塑料布掉了下来,满满一兜子水全浇在我身上了。”
    我看着湿透的床板,破口大笑。“这个破毡布,我从铅印车间借出来的时候,王师傅就说:‘这个破毡布比你岁数都大,用完别送回来了。’前几天我也赶上过下雨,我看水存多了就放一放,水多了你不放,不浇你浇谁。”我说着坐在马扎上。
    孙有炳抖了两下膀子,打了四个喷嚏,扩了五六下胸肌,低下头很慢地说:“咱们还干吗?”
    我说:“干不干这些西瓜怎办?”
    “甩吧,怎么来怎么去,别赔钱就行了。”
    我说:“昨天喝多少?”
    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喝不少,而且还老劝罗娟英。”
    我问:“她也喝多了?”
    “她不但多了,走道都走不利索了,是霍国强给她弄上车的。”
    我说:“我操!那么玩命喝有意思吗?”
    “你不也灌人家了吗?”他看我不说话又说,“她可能遇到烦心事了。”
    我说:“她再有烦心事别人还活?”
    “你跟她的烦不一样,你烦是吃不上穿不上,她烦是怎么玩的更刺激,怎么出更大的名。”
    我说:“他把罗娟英送哪去了?”
    “可能送到她妈家了吧。”
    我说:“这孙子送到她妈那儿还不被骂死?”
    他说:“那他能给送回城里?”
    我说:“他认识她城里的家吗?”
    孙有炳摇头:“未必认识。”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
    孙有炳自言自语道:“她妈家像你所说肯定是不能送,那他送哪去了……这小子,唉。”


《校花》第二十一章(2)


    我爸给北京市委书记写的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我的孩子劳改释放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到哪个单位一看档案就不要了。如果这样下去孩子很可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再有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我们党允许人犯错误,更允许人改正错误……更不符合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我爸这么一忽悠,北京市委真给通县劳动局来了一封信,怎么说的我不知道。那一天来了三个劳动局干部,大概的情节我还记得。
    一个女干部问我爸:“徐师傅,您好,我们是劳动局的,我叫王芳,这是我俩同事小刘小顾,是您给市委写了一封信吗?”
    “是,可我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我只是……”我爸脑子一片空白,他手虚扶着床头。
    “徐师傅别激动,坐下慢慢说。我们通县劳动局这次派我来您家就是解决您孩子工作问题的。”
    我爸“哦”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啊。”他坐在床头,侧着身说:“都请坐,都请坐,伟成,给几位领导倒茶。”
    “您别忙,您别忙,咱们先把正事办了。”女干部欠了一下身说,“徐师傅呀,您写的这封信,我看了,正中社会要害,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就要扼杀在摇篮中……”
    我爸不好意思地听着,并不时地点头。
    “这么着,您在向阳厂工作,孩子又是家属子弟,我先跟厂子领导说说。”
    “哎呀!”我爸拉着长音儿搓着手,“孩子现在正托人往塑料二厂办呢。”
    “您托的什么人?”
    “派出所领导。”我爸答。
    “办的怎么样了?”
    “没信儿呢。”我爸说着摊开两手。
    女干部看了我一眼说:“您放心吧,进塑料二厂包在我身上了,您听说过塑料二厂的王强吗?那是我二哥,托他比找厂长还好使,告诉您,派出所找厂子也是先找我二哥。”
    屋里集体露出轻松的笑容,在那个年代集体意识、集体行为,集体高呼一些什么口号是家常便饭。
    我爸把三位劳动局的干部送走以后,在家里转了三圈半才坐下来,他跟我讲了厂子很多文革时期的事情。最后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去咱们厂了吧。我们已经退休了,现在执政的都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你进向阳厂能有好果子吃吗?”
    自从进了塑料二厂,我爸逢人就聊他怎么给北京市委书记写信,直到市委书记进去了他才罢嘴。我觉得我爸有反抗精神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经历过解放、土改、大鸣大放、文革等运动。他的徒弟小邓也给北京市委写信,市委回信总是不痛不痒,他一怒之下为尊严上了吊,不陪你玩了。听我妈说我爸为此哭了一宿,从此再也没有人过年给他送酒了。
    第一个月开支我爸说:“现在挣钱了,花钱有个计划,别乱花,过两个月有闲钱了交家里点伙食费,交多少自己掂量。”
    我说:“回来这么长时间,都是朋友帮衬,不上班大家什么也不说,上了班就要还人情,哪有钱交家里。”
    我爸连声说:“我说是过几个月。”
    我摸着兜里184块钱,想着请谁吃饭,孙有炳不用说了,回来这么长时间没少帮我。霍国强一定要请,他把雪莲介绍给我,而且,以后在地面上少不了他帮助。魏生京同上。钱君英要请,怎么请没想好,她混的比较好,不想过分和同学掺合。罗娟英更要请,回来后听杨英讲了她的坎坷经历我更爱她了。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铁道上发呆,有时沿着铁道一走就一宿。

《校花》第二十一章(3)

    每个人都有一个价值观,自己对社会的价值也有一个评估。有的人比较客观,有的人比较主观,主观有两种,一种是过低,像我们常说的自卑、不自信。一种是过高,像理想、梦想、妄想,我是属于后者。有一次我姐跟我妈说:“二弟是不是得了妄想症?我有一个同学在精神病院电击室工作,不行托我同学给看看。”
    我妈听了给我姐大骂一顿:“你是不是想毁了他呀。”
    我听了我妈的话也来了劲儿,上去就给我姐胯骨轴子一脚,踢得我姐嗷嗷直叫。并说:“看你是女的我不爱打你,你说谁有神经病呢?瞅你嫁的俩人,三脚揣不出一个屁来,还把你给甩了,谁像你嫁出去三天两头回家住。”
    我妈听了我俩一泣一诉说:“我的孩啊,你们俩把我的心都悔了,一个太实心,一个太走心。”我们娘仨开始抱头痛哭。“我的小麦芽呀,你非死在她手里,她的心比牛还大,难道你不清楚吗?她就是再跟100个男人也轮不到你,你真不随你爸呀,这要是你爸早把她攮成鞋底子了。”
    我妈的话如醍醐灌顶,以前我认为她都离两次婚了,说白了,在那个年代就是个破烂货,我一个处男能要她就不错了。可听我妈这么一说,我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床上。听着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我扪心自问,徐伟成,你为什么对罗娟英那么痴迷?你说!你说你说,我无法回答,但我有一点感觉,我的初恋和别人不大一样,我是从恨、嫉妒、怜悯、恐惧开始的。我恨罗娟英任性疯跑被人劫了却打我一顿;我嫉妒孙有炳自不量力和她死缠烂打;我怜悯她被我砸破了头那委屈相;我恐惧她落在鸡崽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儿我默默地喊了一句:妈,我不就是你经历的写照吗?
    自从56年我爸进北京,他一直想把你给甩了换个京妞,是你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带着我哥我姐找到北京,可你为什么在罗娟英的问题上一次次地给我泼冰水,让我半途而废呢?罗娟英自离婚以后有了不小改变,听孙有炳说,有一阵子他们聚会,有时候一听说约了别的女同学她就推辞不来,如果听说只约她一个女的不管多忙一定赴约。有一次她约了十几个男同学给她过生日,她喝的差不多了说:“记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她特喜欢男人一手搭在她肩上,一手为她举杯的姿态。她还有一个很洋人的习惯,特喜欢和熟悉的男性在大众场合拥抱而来,飞吻而去。孙有炳说,有雪莲喝酒那次,罗娟英看我被架出去叫:“喂,还没拥抱就走了?”说完哭了起来。
    我正想着罗娟英,这时我爸走进屋,问:“小娟子今天请客你怎么还不准备准备?”
    我问:“你听谁说的?”
    “你妈没告诉你?”我爸看着我妈。
    我妈说:“你真多嘴,告诉他这些干吗?”
    我问我爸:“在哪个饭店,几点?”
    “红萝卜酒店,晚上6点半。”
    我抬头望了一眼墙上的表,心里落了定。从大衣柜里找了几件衣服,怎么试怎么不合适。
    我妈说:“别瞎捯饬了,不是衣服的毛病,是你人的过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娟儿这孩子跟过俩男人了,给人什么都没留下,那小细腰,小屁股蛋子就是个摆设,你看看人家周红那腰板,那屁股蛋,要不让你六婶给说说?”
    我听了我妈的话,差点跟她翻了车,罗娟英请我吃饭这么重要的事没跟我说就算了,还侮辱我。周红是个什么东西,大屁股跟磨盘似的,她前夫也就80来斤,小爷们给她轻轻一点就生出俩崽子,听说离婚时还打掉一窝,我瞧着我妈的大粗腰说:“你也太小瞧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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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20:36: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伟成 于 2017-3-20 20:45 编辑


《校花》第二十二章(1)

    请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是东道主谁去的要早一些,罗娟英请客未必。我和孙有炳霍国强魏生京前后到了红萝卜酒店,这家酒店是平房三进院,服务员把最后一排房子叫三层,罗娟英订的是三层315。
    霍国强刚一进屋就叫着服务员:“去把你们经理找来,就说霍国民他弟霍国强来了。”
    一会儿工夫,一个穿黑西服的小伙子和服务员走进来,服务员向霍国强介绍说:“这就是我们闫经理。”
    闫经理客气地说:“您就是霍总的弟弟吧,久闻大名。”
    “别说废话了,把你们老总的茶拿出来沏一壶。”霍国强没抬眼皮说。
    “应该的,应该的。”黑西服躬身而退。
    我说:“行啊,你哥开的?”
    “哪里,他们四个哥们合伙开的,哎,别说我的事,雪莲拿下了不?”
    “快了快了。”我为了转移目标,说:“罗娟英请客,今天不分男女,什么日子?她的生日还差一个多月呢。”
    霍国强说:“你别转移斗争大方向,告诉你,雪莲可不是一般人能伺候了的。”
    霍国强说的一点不假,我也不争气,试了好几次也没有成就,总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把她的火点着了就蹲在地上抽憋烟。气的雪莲直说:“告诉你,我红杏出墙别怪我。”
    “我最佩服霍国强这方面。”魏生京拍了一下霍国强的肩膀,呷了一口茶说:“那是那年咱俩去黑龙江农场参观大农业,好么,娘俩让他给干服了,那姑娘在里屋喊:‘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喊了30多遍。那娘们一看女儿碰着硬货了,推门就说,‘好汉你跟我来咕来咕。’这小子当时就火了,把老娘们摁在炕上就招呼!你猜怎么着,没过10多分钟老娘们跟自由搏击运动员似的,连举双手带拍炕说:‘你比老毛子还哈拉硕呀,你也太能整你姐了。’”
    我问:“‘听清楚了’什么意思?”
    魏生京瞥了一眼霍国强说:“这里只有你不知道。老霍自从当了队长以后,每天早上开例会,布置一天的工作任务,布置完任务最后都要问一句,‘听清楚了没有?’队员一起喊,‘听清楚了!’然后说,‘再重复一遍。’队员再喊,‘听清楚了!’天长日久工作程序成了惯性思维,最后转为流氓互动。”
    笑声之余我对霍国强有了更深刻了解,他能把工作状态带到生活每一个细节,说明他对工作有着无限的热爱,回来几个月了,我没看到他休息过一个整天,步话机24小时开机。每次破完案他都要请队员们大吃一顿,完了叫上我去清华池美美地泡上一个澡,沏上一壶碧螺春开始讲他如何如何。他破过两起市局督办的案子,在破案中从楼上跳下过两次。一次是二楼,另一次是从三楼跳到二楼,腿挂在脚手架上造成粉碎性骨折。他赤手空拳与嫌疑人搏斗是家常便饭,有两次被人扎伤,都扎在了屁股上。第一刀为他换来个二等功,第二刀有点不清不白,听魏生京说,他给一个警花肚子弄大了,又没个交代,人家哥哥不干了,给他留点记号。
    我问孙有炳:“王大力怎么还没到?”
    孙有炳说:“我让霍国强通知了。”
    霍国强说:“这块怂,我齁瞧不上他,他跟你们进了公安局,他妈一夜间头发就白了,不知得了什么怪病,没两年就死了。这小子连块墓地都没给买,偷着埋在了运河边上,头两年拆迁他弄了10多万,我说,‘别让你妈当孤魂野鬼了,给你妈买块墓地。’那天我跟他去看坟,操,头两年发了一次水,他找不到他妈的坟了,我说:‘你孙子也太过分了,连你妈都忘埋哪了!’他说‘当年就埋在铁锹厂后身,铁锹车头两年拆迁了,又搭上修河道……’”
    魏生京说:“那天夜里是我帮助埋的,好吗,碰着两家,搭我们三家,都是烧不起的。埋完就哭成一片,太吓人了。”
    霍国强说:“这小子自从拆了迁一下就抖起来了,每次喝酒都喝多了,多了就给女同学下跪,他说跪下说话真诚,他妈的,他就这么跪也没给咱们老爷们跪过。”
    我说:“他给咱班谁跪下过?”
    霍国强说:“他给钱君英还少跪了。”
    大路人马陆陆续续到了。罗娟英让白丽钱君英往里坐,杨英坐在了霍国强的身边。罗娟英喊着从门而过的服务员,服务员答应着进了包房,她把菜谱放在转盘上,我们大家互相谦让。
    菜谱转到我眼前时,我说:“罗娟英你来过这儿,你熟,你代劳了吧!”
    在场的人此起彼伏。
    罗娟英说:“一人点一个,徐伟成,你带头。”


《校花》第二十二章(2)


    我拿起转盘上的菜谱,大概翻了翻,点什么呢,第一个就点6元的麻婆豆腐,不但没水平,而且还有点掉价,点个桂鱼又怕罗娟英不高兴。我朝魏生京龇了龇牙说:“还是你点吧!”
    魏生京看我一眼,把转到眼前的菜谱拿起来,他翻开第一页,点了一个扒猪脸。然后看了大家一眼,大家异口同声让他代劳,他也不客气,边翻边问边点,点了一溜儿够他朝霍国强说:“你再补充补充?”
    霍国强接过菜谱翻了翻,问:“服务员,我们点了几个菜了,你报一遍。”
    服务员报了一遍点完的菜。他说:“四个凉菜八个热菜我看可以了,咱们先吃着,不够再添,大家看如何?”
    罗娟英说:“再点俩,拌萝卜苗、麻酱油麦菜一人一口就没了,快快快,再点俩。”
    霍国强又翻了翻菜谱,说:“我看这里有饺子,咱们主食吃饺子怎么样?”
    大家一致说好。
    霍国强说:“我点一盘鸡蛋韭菜馅的,剩下你们点什么馅的我就不管了。呆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等着上菜的时间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相互问候。罗娟英问大家喝什么酒,杨英用手推着霍国强说:“哎,你那个破故事什么时候讲,呆会儿菜上齐了大家可没人听了。”
    霍国强环视了一眼,最后把视线落在我身上,说:“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徐伟成在学校门口劫住我说‘你猜,我中午吃什么?’我摇头,他说:‘你张开嘴。’我张开嘴,他往我嘴里吹了一口长气。我当时兴奋地大叫:操!你吃鸡蛋韭菜馅饺子了。”
    我们在座的听完都哈哈大笑。霍国强严肃地说:“当年那臭韭菜臭鸡蛋味我至今记忆犹新,像钱君英罗娟英当年家里吃一顿鸡蛋韭菜馅饺子不叫回事,我和魏生京这样的家庭,搭上过年,一年也就吃上三两回吧。魏生京,还记得吗?你偷村里老乡家鸡蛋,打一大锅汤,咱俩喝了一下午鸡蛋汤。”
    屋里人听了无不点头感叹。
    凉菜热菜次第而上,大家相互让酒,霍国强给杨英倒酒。杨英大叫:“别不舍得,全倒满了。”我听了为之一振:今天兴许又是一场恶战。
    罗娟英不停地嚷嚷:“我们女同学代表可倒满了,你们男生看着办,大家把杯都举起来,咱们大家一起碰一个,剩下随意。”我们起立一一举杯。
    落座后魏生京问:“罗娟英,今天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有什么重要事呀?”
    “吃完喝完告诉大家。”罗娟英说完看着霍国强。
    霍国强看着大家。
    钱君英说:“不行,再不霍国强说。”
    我们大家齐声应和。
    霍国强把手举过头顶发誓说:“我向毛主席保证不知道。”
    魏生京说:“不说我可瞎猜了,是不是两人想公开点什么?”
    桌上的人鸡一嘴鸭一嘴起着哄,罗娟英皱着眉,用手往下压着:“静一静,静一静!”
    霍国强拍着桌子,“嘿嘿嘿。”
    “我本想吃完饭告诉大家。”她右手捋着额发,“可大家气氛太热烈,我只好现在就宣布了。”说完扬起头朝天花板暗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后天就皈依佛门了。”
    屋里的空气一下凝固了,只听见铁板和牛柳吱吱的叫声。“任何人不许劝我,谁劝就是对佛的不敬,我一生一世的朋友祝福我吧。”罗娟英说完,两手合一,嘴里念念有词。
    我们看她正襟危坐,双目微起,看着霍国强像狗一样,往前躬着腰怒目圆睁:“看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说完他朝罗娟英说:“喂,去西藏?”
    罗娟英微微点头。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霍国强用拳头砸着桌子气鼓鼓地说。
    罗娟英说:“你明白什么?你只明白你自己和你的工作。”她没有看霍国强,“要珍惜感情就要懂得放手,你说呢?”他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她是在说霍国强还是说我。她在说我跟她的感情?那纯是放屁!她在说霍国强?这块怂玩够的烂货甩给我,卸了包袱卖人情,还堵死我追求罗娟英的路。
    我说:“有炳,还记得咱们上初中的时候,霍国强没下课就把文明扣打开,一听下课铃就往厕所跑,等咱们到了厕所他都尿完了,有时候来不及尿完,弄得裤腿上都是尿吗?”
    大家听完抿着嘴笑,霍国强也笑了,他把嘴里的菜吧唧完说:“那时候我发育的比较早,我发育时这几个还是小桑葚。残疾人嘲笑正常人,你说这哪讲理去?结婚知道了吧,有人着急。嘿,徐伟成,别认为人家是外地的配不上你,你亏人家多少我一清二楚,今天多吃点腰子,听清楚了不!”
    我听着大家的笑声脸烧的不行,心里骂自己,跟人家逗什么贫,这里在座的哪一个不比你强。我把手举过头顶,学着女人声,自虐着高声呻吟,“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不时地扭动着腰,引得在场的人嘎嘎大笑,我也狂笑不止,以此来解脱自己尴尬的困境。可罗娟英却低下头,脸红的像一块红布,她左手捂着额头。我突然明白了,罗娟英真的“听清楚了”。
    我起身走出包房,走到洗手间的镜子前,打开水龙头,边洗手边瞪着镜子里的自己。徐伟成呀徐伟成,这么多年了,你不是揭罗娟英的伤疤就是往她伤口上撒盐!上小学种牛痘,她胳膊感染落了一个疤,你到处吹嘘她的伤疤漂亮的像天安门金水桥下的小金鱼;上中学她生长发育太快,凉鞋把她的脚趾束成一团,你满世界的宣扬叠压在一起的脚趾特有范儿,特像我们男孩打响指的姿态……今天我本想自嘲自己让大家开心一乐,没想到拉屎得儿动弹,抖落出这么一段故事。
    “哎,你还洗的完吗?”
    我操,罗娟英找到洗手间来了!我急忙转过头陪着笑脸说:“对不起,对不起,喝的有点头疼,出来醒醒酒。”
    她歪着头看了我一眼深情地说:“伟成,你半生不幸,每一次不幸或多或少都与我有关。我欠你的太多了,包括你进监狱……”
    听了她的话我鼻子一酸,眼泪和鼻涕一块流了出来,我干张着嘴默念:妈呀,你听见了吗?娟儿这么多年我没白疼。正像她所说的,我进监狱确实跟她有关。不知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因为救罗娟英被弹簧锁一帮人臭揍一顿。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起来,我和鸡崽那场阿基琉斯之战。还有张东旗挨打我出面为张东旗拔份儿,最后引爆了通县运动会之战。可这一切的一切,只有罗娟英可以说……

《校花》第二十二章(3)


    她说:“今天吃完饭带我走吧,这么多年来你对我一直那么努力。”
    我听了她的话浑身抖得停不下来,我像《列宁在十月》里的列宁,双手插在裤兜里低着头看着她穿的白裤子,不停地来回走动。徐伟成呀罗娟英,罗娟英呀徐伟成,你俩不就是天生一对吗?她高你矮,她腿长你腿短,她直发你卷发,她一笑俩酒窝,你一笑满脸横肉。有反差有张力有现代感,这不就是地配的一双吗?我妈说罗娟英不是人,是妖。请问我妈,妖有这么有情有义的吗?我妈说,我的小豆芽呀,你贱的不行了。请问我妈,这是贱吗?呸!这是矢志不渝伟大的爱情。我差一点上了你的当,你这个刁老娘们。我学着我爸年轻时骂我妈的话。
    “嘿嘿嘿,俩人在这儿偷着聊什么呢?大家找你俩半天了。”说着杨英解着腰带冲进洗手间。
    我和罗娟英回到座位上,屋里的空气异常沉闷,只有罗娟英的声音和我沸腾的情绪在包房里飘荡。
    我突然抒发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读者可能会理解我,罗娟英把一千零一夜的最后一夜赐予我,这是百万分之一的意外,这么说吧,今天这事比给她开处还要神圣,你想,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就有一千次。可我是最后一次,再无第二。徐伟成,要知道,你曾经是劳改犯,她曾经是中国十一大名模之一。你刚刚进工厂学徒,她八年前就上了《精品》杂志封面。徐伟成,呆会儿罗娟英宽衣解带时你要尽可能地把握住机会,尽可能享受所能得到的,嗯,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不行,霍国强就是个例子,他就是没有尊重罗娟英的感受,并用了不正当的名义占有了她。用警察的职业给她一种安全的假象,在社会上有足够的能力帮助她,这些东西对小姐有用,对罗娟英狗屁不是。她需要的是有权有钱有颜有爱,还要让她像小鸟一样地飞翔。想到这我明白了罗娟英是个什么人。
    那么,呆会儿我怎么办,她如果身高没有变化,和上学一样高,我1米68,正好比她矮两公分,如果我俩面对面,我的嘴唇正好吻到她的下嘴唇,我就从吻她下嘴唇开始,我要让她感受到不一样的开始。霍国强这王八蛋一定像发情的公猪嗅满她的全身,我不能那样。刚才在厕所我看她白裤子下边露出雪白的脚腕,我要吻她的脚腕和雪白的脚面,我要让她知道我卑微地爱着她每一个角落,爱的不行不行的了……我将嘴里满满的口水咽下去。
    聚会十一点钟终于散了,大家默默无语,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又不一样。我一生的爱虽然了于佛门,但今晚佛心顾我。
    我们出了饭店,电灯路灯把树和电线杆子切割成一道道横七竖八的光影,有一家皇后美发屋的霓虹灯卡通而童话,像罗娟英的话朦胧而不真实。前面是新建成不久的白领街区,我们刚到馨竹雅园拐弯处,就看见一个从头到脚满绿的男子和一个水红色葫芦袄的女人撕打在一起。
    女人哭喊:“抓流氓啊……”当时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酒劲儿,飞身上前,也许速度太快,跑到绿帽子跟前没停住,一跤摔了出去,在倒地的同时我用脚勾住绿帽子的腿,绿帽子趔趄了一下和我一同摔了出去,我和绿帽子滚在一起。
    这小子太有劲了,不像人劲,像机械那种劲,他的手臂如两把大铁钳子,扭得我肉生疼。我一只手被他反剪过去,一股酒味加杂着沉年油捻子味窜入我的鼻腔,我刚想喊叫,魏生京一脚踢在绿帽子胸上,绿帽子嗝噎一声把手松开,魏生京又照绿帽子脸上一脚,绿帽子捂着脸团在地上打滚。
    我起来刚想给绿帽子两脚解解气,却被霍国强拦住。“别打坏了,打坏了拘留所不收。”他朝惊魂未定的葫芦袄说:“这位小姐,别慌,我是警察,刚才什么情况?”
    葫芦袄说:“我正往前走。”她指着前面五米处,“他从后面追上我,一脸的酒气,跟我胡说八道,说我是他女朋友,边说边跟我动手动脚耍流氓。”
    霍国强一边听着一边用对讲机呼叫:“我是851,我是851,听到请回答。”这小子使用的是《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呼号。“加州小镇有紧急情况请增援。”蜷缩在地上的绿帽子闷声闷气地哎哟了一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一跃而起,扑向罗娟英,双手抱住她的大腿,扬起头喊:“娟儿,我没有耍流氓,更没有撕她衣服,你原谅我呀……”
    我们大家都惊愕地看着这一幕,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张东旗!”
    罗娟英向后撤着腿颤抖着,说:“东旗,你怎么在这里?”
    霍国强带着酒气说:“狗东西,怎么是你呀,松开!”
    葫芦袄走过来说:“大家都看到了,这小子劫我,还跟我耍流氓。”
    我说:“谁看见他跟你耍流氓了?”
    葫芦袄说:“就是你看见了,你还摔了一个大屁蹲呢。”
    我说:“那你也不能证明他劫你,女的跟男的耍流氓世界上也不是没有。”
    葫芦袄听了气得原地转两圈后,转向霍国强说:“你是警察,刚才你也在场,你要一碗水端平。”
    张东旗说:“娟儿,我看错了,我以为她是你呢,我真没跟她耍流氓。”
    钱君英朝葫芦袄说:“今天是我们同学聚会,他是我们同学,他没找到我们,错把你当同学了,你看你个头像不像她?”边说边指着罗娟英。
    葫芦袄说:“一点都不像,她多大我多大?”
    白丽说:“你再好好看看,娟儿比你长得老吗?”
    葫芦袄说:“你们都是一伙的,我不跟你们谈,警察马上就到,我朋友也快到了,咱们派出所见。”
    魏生京说:“操,派出所你能说的了是吧,今天就陪你去趟派出所。”
    霍国强说:“姑娘,你消消气,这个人有这么个情况。”他把手放在葫芦袄后背上小声说,“他是个神经病,就是到派出所也处理不了他。这么着,你踢他两脚,再不我揍他一顿给你出出气。”
    “大哥,你一定给我做主呀。”葫芦袄拉着霍国强的大手。
    霍国强怒气冲冲走到张东旗身边,照着张东旗的后腰就是一脚,嘴里不停地骂:“今年收容你,你小子打着我的旗号跑了。我就没找你算账,今天你又耍流氓,他妈的松开,她腿是你抱的吗?”他刚想再踢张东旗,罗娟英上前挡住了:“霍国强,住手。”
    “我叫他松开你。”
    罗娟英说:“张东旗,你松开。有我在,不要怕。”
    张东旗点点头说:“你带我走吧,我有话跟你说。”
    我说:“这么晚了,孤男寡女的有什么说的,有什么话也要过两天再说,呆会儿我亲自送她回家。”
    霍国强把手搭在张东旗的肩膀上,突然用手一拽,“今天晚上咱俩先谈谈。”
    霍国强和张东旗相互撕扯起来,霍国强嘴里不停地骂:“你他妈的祸害家里不够,还想祸害罗娟英,你大晚上孤男寡女谈什么?”
    张东旗呼哧带喘地说:“娟儿,我从军队里跑回来就是他的主意,他给我去信说:徐伟成老打你的主意。他说,只有生米煮成熟饭才能把你拿下啊。”
    在场的所有人听了这话都惊呆了,敢情霍国强这小子这么坏呀!霍国强听了这话像一头疯了的狮子呜呜狂叫。
    罗娟英胀红着脸嚷:“快来人把他俩拉开。”
    我们几个同学一哄而上,男的架霍国强的胳膊,女的拽霍国强的衣服。我趁着混乱,照着霍国强屁股被扎的部位就是一脚。心里骂:操你媳妇的!罗娟英跟你没几天就看破了红尘,你他妈用什么手法给她玩到红尘之外的?我们好不容易将两人拉开,刚一放手霍国强又扑了上去,我们又开始忙活起来。
    罗娟英朝张东旗说:“张东旗还不快走!”我推着张东旗叫他快跑。
    霍国强喊:“你这个臭傻逼,今天你跑到天边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葫芦袄上前拽住张东旗的衣服,高喊:“抓流氓啊,别叫流氓跑了呀!”
    我腾出手推搡着葫芦袄,她看寡不敌众,朝霍国强大喊:“大哥,别叫他跑了呀。”
    霍国强听着对讲机嘶嘶拉拉响个不停,他举起对讲机砸向张东旗。张东旗一闪身,对讲机重重地砸在路边的树上,反弹到花池子里。这时警灯闪烁,五六个警察跳下车来,罗娟英站在张东旗前面,霍国强大喊:“娟儿,你让他跟我回去做个笔录,我保他无事,他要跟你走,事儿就大了。”
    罗娟英挽着张东旗的胳膊说:“霍国强,你不要过来,你不要再逼我,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她边说边向后退。
    葫芦袄向六七个警察喊:“快抓他呀,别让流氓跑了!”
    我们听葫芦袄大喊大叫,便上前跟五六个警察说明情况。一个警察问着霍国强,霍国强也不说话,他从花池子里捡起对讲机,用手推着葫芦袄,说:“走,上车。”
    葫芦袄说:“为什么不抓他?”
    霍国强说:“你不要管他,先录你的口供,以防你秋后算账。”
    葫芦袄说:“我不去。”
    霍国强说:“报了警就不由你了。”
    几个警察你一句我一句地劝着。
    魏生京在后头说:“神经病玩你叫白玩儿,你玩神经病叫强奸,你是白玩还是强奸?”
    这时远处飘来张东旗豪迈的声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蛤蜊油,蛤蜊油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这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儿时背的滚瓜烂熟,可蛤蜊油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想起一个外国心理专家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一个精神病人的思想是无所不通无所不在,真实而无任何掩饰的。
    看着前方她和他的背影,在路灯底下,一会儿明一会儿暗,终于暗下去,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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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20:48: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伟成 于 2017-3-20 20:49 编辑

《校花》连载完毕!!谢谢欣赏!!欢迎参与有奖阅读评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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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7 19:51:3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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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走一回  :

中华大地墨客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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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寻求墨中仙
杰作能胜名著涵
期待目睹好圣贤
壮我文坛雄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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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9 08:18: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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